伴随着南京城市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城市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物质建设的巨大成功，也促进了“现代”的市民社会的形成。然而，市民社会的出现，并没有为城市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反而给南京的城市现代化带来了新的阻力。现代化虽然为南京带来了城市硬件条件的改善，但这种“现代化”却遭到了在拆房筑路中自身利益受损的市民的强烈反对，并演化为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抗争。从问题的形成看，一方面固然与市民“见识浅薄”、“图谋私利”、“缺乏奉献精神”有关，另一方面市民攻击官方“罔顾民意”、“不恤民生”、“欺压平民”、“做事不留余地”也是事实。危机出现后，解决事件的主导权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虽有意识的实行包容劝解的政策，但市民自发组织的社会抗争仍极为活跃。官方捉襟见肘的处置能力和冥顽不化的僵化态度，不但未能及时疏导社会不满，反而增加了市民对政府“违法殃民”、“倒行逆施”、“仇视吾民”、“坐视人民生死于不顾”、“为军阀所不敢为”、“为少数人利欲”的负面看法。而政府在问题出现后，虽竭力宣传“为建设而破坏”理由的合理性，却难掩政府独裁包办的事实。从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看，凡事都由政府片面决定，人民却无权参与，是问题的根源。不难设想，如果官方将社会纳入决策体制，而非排斥其参与，则发生这样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反之，民众就可能铤而走险，把整个社会搅得天翻地覆。在这个过程中，官方虽反复强调国家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社会的理解和市民的支持，却没有意识到，稳定不仅是社会中不存在政治冲突或社会运动，还意味着官方需要不断提高将社会矛盾和冲突纳入制度轨道的能力，即提高执政能力的宏旨要义，从而才能消除大规模的、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或革命性运动发生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官方对整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置乏善可陈，并不具有“现代”的意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社会反对的内容和范围上看，南京与西方先进地区的民间抗争已逐渐趋同。换言之，这些社会团体组织的民间抗争，一定意义上也是衡量南京城市“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特别是市民在社会抗争运动中为维护自身权益敢于向官方抗议，官方也并没有进行严惩，这说明“民”的象征性政治意识因“民国”这一国家形象的树立得到强化，而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各方在相互博弈中对“民权”、“民生”等意识形态话语——这一非政治的力量加以有意识地利用，说明其作用未可忽视，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故从这个角度观之，首都营造过程中社会的多元开放和政治生活上的进步包容，也是事实，凸显了城市发展转型中的“现代”成果。<br> 另一方面，民国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的城市发展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这个大时代背景的影响。随着近世以降西方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增大，近代中国不仅政治机构、经济组织、文化心理，乃至城市面貌都相应地发生了这一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改变，与此同时，传统制度和维持这种制度的思想文化也遭到越来越多国人的指责。但客观来说，北伐成功后，新政权的建立并没有将过去旧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完全扫入历史，革命后的新体制并不比旧制度更加优越。从南京首都建设的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首都营造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实际就是旧传统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延续和体现。虽然南京迈向现代化的道路已清晰可见，但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还是受到了传统的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的连续阻击。<br> 首先，中央高度集权的权限设置限制了南京市政府的施政。南京地处党国中枢，市内政治生态复杂，市内存在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江宁县政府和南京市政府四府并立的情况。以权势大小论，市政府为首都“最小机关”。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南京市政府市政方针的贯彻落实举步维艰。一切庶政，均推行不易。南京虽然被中央辟为首都，有时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赢得地方各省和地方城市都无法获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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