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三水，财经作家，TDSMedia创始人、总裁，健康口粮第一平台——大食品创始人、CEO，北京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长期关注国企改革问题和产业经济，曾率先较为系统地提出现代新国企论，并公开发表“未来国企的分化与再分化”、“行业领导者法则——好公司与坏公司”等思想观点，受到业界与媒体界关注。曾分别在《第一财经日报》、《中欧商业评论》、福布斯中文网等专业媒体开设专栏，并相继创作了《宁高宁空降北京前后的中粮命运》、《燕京天下》、《谁人不识宁高宁》、《使命的力量——中国五矿的变革、创新与未来》等多部涉及国企研究题材的财经著作。

　　第二章　“卷土重来”的背后
　　李荣融与中国这些年——超大国企何以形成
　　国有企业在向两个方向集中，并逐渐形成了两种类型不同的国有企业。第一类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这类企业在中央企业层面，包括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第二类是竞争领域的国有大企业，中央企业占多数，包括宝钢、中粮、一汽、中国建材等。无论哪一种央企，都肩负着保障经济安全的时代使命。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
　　一边是争议，一边是求解。就是在不断的争议与求解中，2003年之后的10多年时间里，超大型国企开始形成。而其背后隐现的，则是国资委对国企改革路径的设计轨迹，以及从中成功“复活”的现代新国企的力量。
　　当然，这是一波三折的。
　　话还得从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2004年12月的中航油事件说起。尽管事后看来，这个事件绝非当时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而这一事件的爆发，无疑给刚刚成立不到两年的国资委一记“重拳”——尽管伴随着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一个名叫李荣融的铁腕人物也开始登场，成为手握巨大国有资产的“管家”，并再次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旋风。
　　然而，一个陈久霖足以把中航油置于困境，也在相当程度上把年轻的国资委推进了漩涡之中——这场事件无疑再次挑起了关于超大国企的公司治理问题的争论，而在这种争论的背后，则是关于是否去“政府影子”的争论。但是，随着李荣融的上马，国资委本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影子”，操纵着庞大的国企群落的命运沉浮。
　　其实，人们的争论并不唐突和矫情。因为，中航油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陈久霖。按照常理来说，一个公司出现丑闻，反映的应该是公司治理问题。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违规进行石油衍生品交易，历时一年多，从最初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基本上是陈久霖一人操控，企业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形同虚设。据说，就连中航油集团向新加坡公司派出的党委书记，在新加坡两年多也一直不知道陈久霖从事场外期货投机交易。这种“结构性风险”不爆发才是怪事。
　　不过，真的指望党委书记去矫正陈久霖式的问题，绝不是根本之道。它反而说明，只靠思想教育和组织觉悟解决不了问题。
　　如同一些评论家已经指出的，中航油事件的复杂性在于它的政府背景和垄断性地位。对于这样的垄断性企业，其实谁都无法真正进行有效监督。高度的企业垄断往往导致更高度的个人垄断，这样的教训不胜枚举。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称，中航油这类国企的治理水平其实取决于政府的治理水平。而要改变垄断性国企“没有真正的市场竞争，也没有真实的公司治理”的现状，一个可行之策是，借产权突破实现“政府影子”的合理退出，使垄断性国企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
　　不能不说，睿智的李荣融带领着年轻的国资委，已经有了类似的思路，用含有多种市场属性的改革手段促使国企的产权突破，引导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组改组，推进中央企业股份制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而真正的投资者会拥有比“党委书记”更多的实质权力和监督权力，并行使其责权。
　　事实上，早在2003年年底，中央企业所属三级以上子企业中的48％进行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其国有资产占全部企业净资产额的36.7％，实现利润占中央企业的66.3％。另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4年9月末，中央企业控股的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有53家，流通股本总额占香港全部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18.1％。
　　这样的业绩无疑记在了李荣融和国资委的功劳本上。但这样的数字并不实质性代表超大国企的走向是符合人们的预期的，即“真正的市场竞争、真实的公司治理以及真正的现代企业”——很多的超大国企依然躺在垄断的体制与资源里睡着大觉；而依然努力突破、发展并渴望市场竞争和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少数超大国企大佬们，甚至对自己该干什么以及留任多久都不具有真正的发言权——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着一个“政府影子”在告诫他们。
　　当然，中航油事件的发生，无疑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加快股份制改造的步伐。
　　2005年，国资委推出的新措施就包括：积极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从履行出资人职责出发，推进已改制企业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管理。2005年以来，一些垄断性特别强的行业已经开始加快改革进程。如中国航空集团、神华集团等14家企业改制设立了股份有限公司，中海集运、中国电力、中国网通（香港）等在海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也正是在2005年，人们以良好的意愿认为，随着产权改革的继续深化和出资人职责的逐步明确，今后中央国企出现“分化”和整合的趋势也将更明显。一部分中央企业依然享受政策资源扶持，但扶持更多表现为是在产权方面更具市场趋向的“放行”；另一部分中央企业将通过大规模打破垄断、吸引战略投资或重组，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争取成为行业和市场的领导者。尽管此时还处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新逻辑推进中，人们对监管部门既有期待又有担忧。
　　这些担忧，其实也代表了人们对国资委和李荣融的一种更大的期待，其中也掺杂着一种隐隐约约的诘难——在央企大转变中，无论涉及上市还是管理层激励，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和监管力度究竟多大才是合适的？监管部门自身的监管水平和风险控制水平又有多高？
　　毕竟，有专家质疑说，中航油事件，国资委也负有一定责任，其对企业的监管力量不够。《财经》杂志当年的专题报道称，国资委曾专门就是否救助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研究，后来决定不予救助，由企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中航油并未理会，直到11月29日事发。
　　事隔多年之后，我们一面看到李荣融卸任国资委主任，一面重新回忆起中航油事件——尽管李荣融已经尽自身最大的努力而去“有所为”了，但他这个强人的面前同样也有一堵墙壁。无论怎样，当年的中航油事件似乎已经直接影响到国资委对企业的监管强度，国资委已很难在“收”、“放”之间达到平衡。除了继续推进股份制改革外，国资委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加强对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风险分析，并利用财务预算和财务控制的杠杆控制风险。
　　或许，当时中航油的“亡羊之痛”，让人们意识到国资委肯定能带来更多“补牢之举”，促进更多改革之实。但问题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并没有在超大国企中销声匿迹。这样的问题，也绝非是国资委和李荣融所能解决的，因为，他们同样也是身在“某种体制”中。
　　实际上，对于年轻的国资委与“大管家”李荣融来说，问题还不仅仅限于此。因为，一种说不出的烦恼和痛隐约而现——中航油事件或已经给国资委和李荣融针对国企所实施的改制浇了一盆凉水。
　　不能忘记的是，2004年，包括中国平安、中海集运、中国网通、彩虹集团、中国国际航空等公司在内的大盘股先后登陆香港地区主板以及美国ADR（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美国存托凭证）市场，从而掀起了国有企业的境外上市潮。“国资委提倡国有企业到境外上市，目的是使我们的企业从一开始就走上一条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之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李荣融的一席话反映了国有企业改制一直在坚守的一个路径选择，即通过境外的资本市场来使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得以改造。
　　但李荣融的这番话其实并没有说完——虽然国资委还在继续鼓励成熟的国有企业到境外上市，但他同时也提倡国有企业回到境内资本市场上来。而中国证监会也在不同场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在正常情况下，本土企业应该首选本土上市，优质的大型国有企业不要着急“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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