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役阙则刑戮加，衣食匮则寒饿至。则是豪家之命，悬于贫户也。”与黄宗羲的《原君》、《学校》（《明夷待访录》）等，均是应作为思想史的重要材料的。
至于名士或有名士气者，以和光同尘、不别析为洒脱，更有庄禅思想的背景，其文化姿态直接间接地联系于士的平民化、宗教世俗化的进程。宋、元以还儒者、道学与文人、名士，甚至不免有姿态的趋近。邹元标《会语》就有“奴仆就是朋友”、“疲癃皆我同胞”、“渔樵耕牧，均是觉世之人”一类说法（《会语》，《明儒学案》卷二三第536、542页），袁宏道甚至以与“市井屠沽，山鹿野獐，街谈市语，皆同得去，然尚不能合污”为“病”，径说“盖同只见得净不妨秽，魔不碍佛，若合则活将个袁中郎抛人东洋大海，大家浑沦作一团去”（《解脱集》之四《尺牍·朱司理》，《袁宏道集笺校》第508页）。明代尤其明末，世衰而“文人文化”盛。黄宗羲批评吴伟业为园艺家张涟、艺人柳敬亭所撰传，批评王世贞记刻工章筼（《柳敬亭传》、《论文管见》，均见《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即出于儒者对文人文化的批评态度。甚至陈子龙也不满于“近世缀文不别流品”，以致“西蜀富人、阳翟贾客，玄黄所至，缃素斐然”（《应本序》，《陈忠裕全集》卷二五）。“易代”这一大事件对士人生存条件的强行变更，与恢复愿望，更鼓励了文人、名士式的通脱。志在复明的彭士望、魏禧，不惜向“浆博屠沽、下走厮养”搜寻人才；全祖望《祁六公子墓碣铭》记祁彪佳之二子，也说其“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鲒琦亭集》卷一三）。明清之际士人的流品论，作为对上述事态的反应，不能不含义严重。
王夫之对于为时论所称美的“和易”的批评（参看其《搔首问》），可读作其人对士文化的纯洁性、精英品性的关注。而他对“伊尹之耕”、“舜生畎亩之中”一类历史神话的诠释，则提示了经典的误读。他说：“伊尹之耕，傅说之筑，胶鬲之贾，托以隐耳。”（《读通鉴论》卷一〇第375页）而通常的释读于此将“等级”（亦王氏所谓“天秩”）与“所事”混淆了。至于他所说“以躬稼为禹稷之所自兴，则躬稼亦欲张固翕之术也”（《船山全书》第十三册第656页），尤出于对政治的犀利洞察。
流品问题在权力机构中，向有特殊的尖锐性。士流对吏胥的不齿，即影响到明代的政治运作。而与宦官、嬖幸有关的流品问题，更包藏了士人最深切的屈辱之感。宦竖嬖幸，秽乱宫廷，以致陵轹大臣，固无代无之；以画、弈、琴、医、卜等技艺得官爵，也非自明代始。但明代政治的特殊性，尤其所谓“阉祸”，仍然深刻化了士人的有关经验。士人以名器之轻为轻士，为对士的公然的轻蔑；而流品混淆的后果，固在败坏政事，更在破坏等级秩序与败坏士人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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