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产生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次“民工潮”催生了第一、第二代农民工群体。中国的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的，从1978年开始，大约经过四五年的时间中国就解决了粮食的问题。紧接着就出现了第一次“卖粮难”的问题，农村调整产业结构，有7000万公顷土地转产经济作物，这次调整刺激了农村加工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了。
第一次“民工潮”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的目的地，体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特点。乡镇企业共接纳一亿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乡镇企业发展成为计划部门的有力竞争者，对计划部门形成冲击。但局限于特定观念，这次改革没有珍惜难得的农村城市化的大好机会。1988年，中国出现大抢购，乃至发生挤兑之后，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失去资金支持以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度出现了不太景气的局面，接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此时恰逢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取消，1992年突然出现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第二次“民工潮”出现。
第二次“民工潮”同第一次不同，这次的目的地是城市。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吸纳，社会排斥”，农民工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大量农民工的进入，大大降低了劳动成本。20世纪末，伴随着香港回归，港澳台制造业开始向广东大规模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也使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这些因素都促使了第三次“民工潮”的出现，自此开始，进城民工的数量持续稳定提高。流动农民工的数量每年以800万-1000万的速度增加，目前在城市的农民工的总数有1.2亿。
第三次“民工潮”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他们不再是暂时居住在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农民工维权意识觉醒，开始诉诸法律和舆论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第三阶段的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了改观，人们开始认识到农民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认识到他们是现代化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旁观者等。三、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及内涵农民工市民化是指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力，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转化，城市文明实现社会变迁。农民工市民化是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环境中逐步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它是中国特有城市化发展过程的后期阶段，也是一个关键的阶段。其内涵包括：一是职业的转换，即由从事农业生产转变为从事非农业生产，并且由城市次属的、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为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地域的转换，即由居住在农村社区转变为居住在城市社区；三是户籍和社会身份的转变，即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四是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文化层面的转化，即在生活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社会组织形态等方面的变化以及思想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实现人口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高度僵化的城乡隔离制度的制约，中国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乡隔离体制的逐步松动，农村劳动力的解放，城市体制外就业空间的发展和扩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寻求生存和发展，由此形成了一个规模日益庞大的城市农民工群体。然而，农民进城就业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彻底完成了城市化，因为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空间位移，更重要的在于农民的市民化，即迁入城市的农民获得市民身份，形成城市生活方式，融人城市社会，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农民工市民化则是优化我国阶层结构的重要途径。社会学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处于一种顶尖底宽的“金字塔”形结构，即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上层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社会中间层规模小，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处于贫困状态时，这样的社会是不稳定的，因为大部分社会成员可能都对社会感到不满；而当一个社会处于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即社会中间层规模大，成为社会的主体时，这样的社会就比较稳定，因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过上比较安定、丰足的生活，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利益一致，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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