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才”取士替代以“分”取士
虽然在录取阶段，国家一直强调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确保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考研拼的是初试，初试拼的是公共课，归根结底，拼的是分数。复试分数线是录取与否的主要依据，它包括总分线和每门公共课的单科线，面面俱到的分数标准每年都挡住了不少有专长且综合素质较高的考生。
降低外语考试难度。外语考试大多数人认为是重要的。外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导致了研究生做研究时参考外国文献的容易与否。但是，英语考试难度过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面临着高难度的考试，考生需要花更多精力准备，常常事倍功半。就统计学上的规律而言，通过率小就不能考查出学生的水平和差距，导致不同素质的考生考试分数几乎没有差异，再加上统计分数时不合理地简单相加，造成有能力的考生不能获得优势地位，直接影响考试选拔人才的目的。
灵活考查政治。政治考查应该纳入复试阶段，考查灵活性有待增强。初试时政治笔试减少一门，不仅能节约试卷制作的资源，保护环境，同时也能保留阅卷教师的精力，投入到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还能帮助学生将功夫主要花在专业课的准备上。
研究生教育的突破口并非在外语和政治上，近些年来这样的最低分数线把太多有希望的年轻一代挡在了步人更高学府学习的大门外，通过“均衡发展”的招生，只能使学生有肤浅的广博，很难使学生在学问研究中体现深度，期待他们在专业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不可能的。泯灭个性化发展的教育，很少能有重大突破。平衡命题的难度和区分度，放松对公共科目分数线的控制，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二）以“复合型”定向替代“纯科研型”定向培养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研究生教育在起步时主要定位于培养高等学校教师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这类后备学术力量。这一定位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改善了我国高等学校教师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与学历结构。但是，在这一潜在的思维模式下建构起来的培养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重新进行战略定位，而这需要政府的引导，在政府引导下培养适合社会的复合型人才，确保研究生的培养适应社会需求。随着研究生人数的增长，不可能所有人都会走上研究岗位，所以除了传统的学术性岗位如高等学校教师、科研机构工作人员，非传统的学术性岗位对高层次创新性人才也表现出了巨大的需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报告中总结说，不从事体力劳动产品生产的人即非生产性知识型人员，如从计算机技术员、理疗师到市场专家，都是需求最旺的职业。浙江大学关于毕业研究生就业流向统计显示，1999～2001年平均只有30%左右的研究生流向高等学校和科研设计单位，流向企事业单位的达到47%左右。社会对研究生的期望值是比较高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时间比较短，质量上还应该进一步提高，需要大力培养复合型人才，以“复合型”人才取代“纯科研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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