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利益问题
柳宗元关于利益问题的论述也与孟子的相关思想产生关联。柳宗元言“利”，能结合时代的经济发展，出于孟子而又超越孟子，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如他的《吏商》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利益观。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设置了两种吏商进行对比。一种是“污吏之商”牟利的行为：“污吏以货商资同恶，与之为曹，大率多减耗，役佣工，费舟车，射时有得失，取货有苦良。盗贼水火杀夺焚溺之为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败禄夺，大者死，次贬废．小者恶，终不遂。”①他认为，污吏经商，倚仗其政治官势，欺诈百姓，垄断市场生意，即使获利，也不能维持长久，最终必然“身败禄夺”。另一种是“廉吏之商”的做法：“廉吏以行商，不役佣工，不费舟车，无资同恶减耗，时无得失，货无良苦，盗贼不得杀夺，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强，子孙葆光。”②因此，他的观点就是“污吏之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为利也博”③。
柳宗元的《吏商》，实际是借商人获利来议论吏政。因为“廉吏…‘修严洁白以理政，由小吏得为县，由小县得大县，由大县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胜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则其为得也，夫可量哉？虽赭山以为章，涸海以为盐，未有利大能若是者”④。一个廉洁勤政之吏，从小县升到大县，从大县到小州，他的获利就会成倍增加，再从小州升到大州．从大州到道，获利就是三倍，如果他能始终如一保持廉洁品行，那么他所得到的就是无限的大利。柳宗元从利益的角度对为官之人提出廉洁清正的忠告，或者说他为了倡导官吏廉政，用利益作为诱导。为了申明自己的观点，柳宗元引孟子的观点进行辩论：
或日：“君子谋道不谋富，子见孟子之对宋轻乎，何以利为也。”柳子日：君子有二道，诚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诚者，利进而害退焉。吾为是言，为利而为之者设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没于利者，以乱人而自败也，姑设是，庶由利之小大登进其志，幸而不挠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尔，何暇从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①
柳宗元此文中所论及的“孟子之对宋烃乎，何以利为也”，出自《孟子·告子下》中孟子和宋烃的一段对话，其中谈论的核心就是关于“利”和“仁义”的问题：
宋轻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日：“先生将何之？”日：“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日：“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日：“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②
孟子反对宋柽在秦楚两国将要开战时用“利”去游说秦王和楚王，认为这样就会导致做大臣的怀着利益之心事其君，做儿子的怀着利益之心事其父，做弟弟的怀着利益之心事其兄，最终君臣、父子、兄弟都抛弃仁义，“怀利以相接”，以至于亡国。所以他劝说宋烃用“仁义”去游说秦、楚，而“何必日利”。
《孟子》一书论及义利之辨的内容，还见于《梁惠王上》，在此文一开篇，孟子就对关心“利吾国”的梁惠王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他论述了仁义可使上下有序，但是利益却使人因不满足而争夺的道理：“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③由于孟子多次明确地表示“何必日利”，就引起后代对孟子的误解，“以为他只讲仁义而不讲利益，把‘利’与‘义’绝对地对立起来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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