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归来
流放曾对我充满浪漫的诱惑。在现代世界，倘若你想成为一个创造者，多少要宣称自己是大地上的异乡人，你要表现出与熟悉世界的强烈冲突，你要逃离、反叛自己的环境。但在这次的旅行中，这憧憬消失了，它甚至转变成一种隐隐的焦虑与恐惧。倘若流放仅仅是流放，而没有变成“奥德赛式”的归来，我还会憧憬吗？
在纽约，除去这莫名的忧虑，我也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某种“匿名之痛”。“如果他／她尚未以英语出版作品（或退而求其次的法语与德语），那么他／她就在现代世界尚未存在。”拉美文学研究的权威Arturo Arias曾这样写道。他目睹了在军政府统治下的拉美作家们的命运—倘若他们不想在本国被监禁、折磨、禁声，就必须自我流放。
在他乡，你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却陷入了新的困境。在你的祖国，审查和监禁可能会让你消失于公众视野，失去个人的身份与意义，而在异乡（除去少数杰出而幸运者），你又成了匿名者—隐匿于陌生、庸常的日常生活里。
对Arturo Arias来说，“拉美作家有成名的义务”，这既增加他们在国内时的安全性，也为他们的流放做好了准备—在异乡你既保持了个人身份，也继续为你受困的祖国发声。身在加州的他也提醒美国读者，当说起“流放（exile）”，拉美作家面临的境况与美国的海明威与爱尔兰的乔伊斯大不相同，后者只是为了逃避本国精神上的窒息，但前者则还必须面对直接的政治迫害。
在纽约，我不断地想起Arturo Arias这篇写于20年前的短文。很可惜，这些彼此不同的流放经验从未被详尽书写、仔细分析。不管对于文学还是政治，流放都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对多元价值的寻求，流亡者在其中的挣扎与发现，更是对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情感的巨大拓展。
但在进行这探索前，我首先要扔掉长期以来的轻薄念头——那种以成功为前提的流放与挫败，太过功利性了。我首先要开始理解挫败、挣扎与恐惧本身的价值。
金安平：我的童年与历史写作
我非常喜欢庄子，尤其是“外篇”《山木》等，我反而觉得庄子是最了解孔子的人，他对孔子有一种“同理心”，这个“同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同情，也不是某个向度上的理解，而是一种整体层面上的理解。这就回到历史研究中的想象力的问题，历史学家在寻找史料的时候，尤其是研究千年前的主题时，他必须对研究对象有一种强烈的“同理心”，再加上他的历史想象力。
我觉得庄子就抓到这一点了。比如，庄子他对孔子和弟子颜回的关系，就有一种“同理心”的理解，而孔子在谈到教育、谈自己的各个弟子，只是一种道德想象力，这和历史想象力不一样。而庄子两方面都顾及到了，在《田子方》、《山木》篇中，他就在以一种丰富的想象力来抒写，他会嘲笑孔子， 同时也会以非常低的姿态来嘲笑自己，以自身为参照系来理解孔子。每个人都有他的瑕疵和缺陷，你可以自嘲，也可以嘲笑他人，将自己和他人放在一种历史语境中，相当于把自己置身事外，来评价、想象和再现一群人，这是历史写作的精髓。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庄子观照出了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
林姗姗：小城拳击手
在船城，我陪他吃过好几餐庆功饭。“得找女朋友啦！”“编制该解决了吧？”这两大问题是饭桌上的善意，除此之外，也许每个人真心觉得对于生活，都有应尽的义务。过去许多年，他遇到的疑惑还包括：你怎么不找个正经工作？为什么老穿休闲服？为什么戴帽子？以及，你为什么骑自行车？
每天，他都在船城骑行，往返于训练场和家之间。家是菜市场边的一间小平房，屋里摆着蛇酒，挂着各种拳击手套，墙上的拳王阿里永远在怒吼被他放倒的对手。他猫在床头的电脑前，哼《春天里》。这天，他从床下拉出沾满灰尘的大箱，一打开，好几十本笔记，都是训练心得。
几天里，电影获奖的消息在船城传开。会理二中挂起了庆祝横幅，校长在升旗仪式上通报喜讯，可能“和刘德华握手”更具传播力，大家都把获奖地点说成了香港。县里还组织了观影会，县领导都前来观看，电视台在现场架起了摄像机。
“很感人！”一位领导说出了他的感想，“当然，那场比赛能赢就更完美了！”李副县长似乎更受感染，“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悲剧，悲剧更能打动人心！”
齐漠祥低头摆弄手中的橘子皮，就像比赛时那样，再次站到了焦点。尽管，眼前的他更像一个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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