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义”又是离不开“仁”的。“义，宜也。”这个“宜”的标准从哪里来？我认为，在孔子的思想学说里，它是从“仁”的心灵要求当中生发出来的，是从对人类、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关怀中生发出来的。假若人们不仅仅从个人的狭隘私利要求出发，而是从人类、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关怀出发感受一个具体的情景和事物，这就有了与个人狭隘私利要求不同的另外一种选择标准。这种标准，在孔子思想学说中就是“义”。“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就是说遇到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还要想到“义”。“义”是离不开“仁”的，离开“仁”就没有了一个“义”不“义”的问题。“义”是更加具体的，“仁”是更加抽象的；“义”是更加外在的，“仁”是更加内在的；“义”更是行为层面的概念，“仁”更是心灵、精神层面的概念。
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孔子的“仁”“义”这两个概念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性质。在孔子之前，作为思想观念的“仁”是不存在的，只有到了孔子这里，作为一个思想观念的“仁”才正式进入中国的语言概念系统。为什么在孔子所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职业政治家那里还没有出现“仁”这个思想观念，只有到了孔子这里才突然出现了呢？我认为，这恰恰说明它是只有在像孔子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意识里才能感觉到的一种心灵状态和精神状态。知识分子不是仅仅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的，而是通过阅读文字资料而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的。正是通过阅读文字资料、通过书面文化，他们才具有了丰富的社会知识和历史知识，从而有可能在自己的头脑里建构起一个统一而又完整的时空体系，形成真实的（至少在人的意识中感到是真实的）而不是幻想的宇宙整体和社会整体的观念，这种真实的而非幻想的宇宙整体和社会整体的观念，是不可能仅仅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孔子作为一介布衣而表现出了如此高涨的社会追求的积极性和思想追求的积极性，只有具有这种真实的而不是幻想的宇宙整体和社会整体并对其有所真诚关心才是可能的。当孔子用自己的思想引导着自己的学生并希望学生们也能沿着这样一个方向成长和发展的时候，“仁”这个概念尽管仍然只是一种内在的心灵状态和精神状态，但在孔子的意识中却是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的，也逐渐明确化和具体化起来，但不论在孔子的意识中变得如何丰富和充实、明确和具体，它仍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才可能拥有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还是一种心灵状态和精神状态。仅仅接受了这个概念，而没有足以建构起完整的时（历史）空（社会）结构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或建构起这样的时空结构而对之无所关怀，没有改善它的愿望和要求。“仁”在他的头脑中还只能是一个凝固而又空洞的词语，而不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内涵丰富的思想观念。“仁”这个思想观念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的性质，也决定了“义”这个概念的知识分子性质。只有具有人类、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并对其有所关怀的人，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孔子所说的“义”的原则和标准的存在，并在自己的义言义行中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否则，“义”的原则和标准就不会真正呈现在一个人的内在意识里。
“仁”“义”这两个概念在孔子思想学说中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的性质，具体体现在它淡化、消解乃至颠覆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终极目标上。在现实关系的层面上，孔子是不否认国家政治的存在的，甚至也曾周游列国，求取仕途，但他所致力的目标却不是加强国家的政治管理，而是淡化、消解乃至颠覆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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