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张岱年文化哲学的
产生与发展
由于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阶级基础与民族精神、历史使命与理论任务、生活环境与个性风格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学者对“文化”与“文化哲学”的理解、探讨的侧重点有着明显差异。总体来看，对“文化哲学”的理解似乎可以沿循两条路径：一是从“哲学”来研究“文化”，强调文化的哲学性——“文化”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而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如：“所谓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一般文化原理的综合思想体系。”①“所谓文化哲学，是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文化的起源、文化的本质、文化的发展规律、文化的社会功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法等文化领域中的哲学问题的一门学问或一种学科。”②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哲学”或“文化观”、“文化论”主要是探讨“文化学”的元理论。二是从“文化”来理解“哲学”，强调哲学的文化性——“文化”是“哲学”之本真状态，“文化哲学”是超越近代“认识论转向”的一种新哲学形态。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说，第二种观点凸显了文化的生活实践性，生活实践本来是哲学与文化的共同根源，但以往的种种知识型的哲学形态对生活实践有着不同程度的遮蔽，强调哲学的文化性正是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把哲学与文化统一于人类生活实践，是正确理解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连续性与阶段性、继承性与创造性、阶级性与人类性、民族性与时代性、集体性与个体性等文化哲学问题的根本前提。
综合文化哲学的两种倾向，我们也许可以把“文化哲学”界定为：以生活实践为核心的文化反思与重建，它包括对人类物质生活实践、精神生活实践的活动方式及成果的反思与重建，这种反思与重建的根本目标则自觉或不自觉地指向“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文化哲学要避免抽象思辨性，就必须始终立足于其产生和存在的根基——人类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劳动，因此，要特别重视文化与生产力、生产劳动的内在关联。一种文化哲学之理论贡献与历史地位，既应考察其理论本身的系统性、一贯性、真理性、创新性，更应重视这种文化哲学是否有利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理与实践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是划分不同文化哲学派别归属、衡量其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试金石。广而言之，文化哲学要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基本关系作整体审视，其研究对象涵盖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阶级关系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等领域，其主要论题则包括文化系统的静态分析与文化变迁的动态考察、民族文化的类型特质与异质文化的冲突融合、人类文化的一般趋势与各国文化的特殊设计等诸多方面。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哲学家们对文化诸问题作了可贵探索，特别是以生活实践为根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秉持“人的现实解放、人的自由以及人的全面发展”⑧的崇高文化理想，取得了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史的最高成就。其中，张岱年创立的第一个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兼有上述“文化哲学”之二义：其一，张岱年早、晚期都强调“哲学是思想的综合，因而在文化中占了领导的地位”④，“哲学是文化的思想基础”、“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是在文化整体中起主导作用的”⑤，他特别注重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文化问题。其二，张岱年文化哲学具有强烈的实践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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