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自本书“中文版序言”】
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年均增长率达到10%，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到21世纪20年代初期前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每一位中国人都知道，国家正面临着很大的社会挑战。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异常严重，经济增长过度倚重于重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并且依赖信贷的快速扩张。
时任总理温家宝曾经描述这样的经济是“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中国现任领导层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向更加平衡的经济模式和更加和谐的社会进行转型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
本书并非特别针对中国而作。虽然书名中所指的“危机”的确影响到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但是，这场危机起源于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并反映了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的政策失误。本书重点揭示的经济理论错误主要在西方的大学里盛行。但是，本书的主题与中国当前面临的复杂的经济和社会挑战高度相关。
第1章对是否应该继续将经济增长作为富裕国家公共政策的首要目标提出了质疑。在对大量经验证据进行考察后发现，当超过某一收入水平（富裕国家在数十年前就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后，人均GDP的进一步增长并不一定带来人类福祉的改善和幸福感的提高。
中国尚未达到这样的收入水平，实现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仍然很关键。但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可能不会增进人类福祉的诸多理由，已显然与中国当前的状况和政策选择有明显的相关性。
随着人们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而是希望居住在清洁和迷人的城市，拥有令人满意的工作，欣赏乡村的田园风光。但是，正是这样的经济增长过程带来了污染，使得都市环境雾霾弥漫，工作摧残身心，田园美景消失殆尽。
随着人们更加富有，一个人的支出会越来越对其他人产生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汽车，但一旦每一个人都拥有了汽车，那么道路将会拥堵不堪，开车也就不再轻松愉悦了。
随着人们更加富有，他们会用更多的收入购买位于城市黄金地带的豪宅和公寓。这可能会产生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零和博弈”现象，即争相竞买心仪的豪宅房产会将房屋价格推高到许多人无法企及的水平。
除非有关环境、城市规划和福利制度的政策设计良好，否则经济增长会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中国实现的收入水平已经需要认真考虑制定相关政策来规避这些危险。
第2章阐述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重点是一般地分析市场应该发挥的作用和特别地分析金融市场应该发挥的作用。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中国将采取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政策。然而，重要的是应该牢记，成功的发展战略（类似于中国过去35年里采取的发展战略）总是在市场约束与国家干预之间达成平衡。
就金融体系而言，我们已经从发达经济体在2008年的经历中懂得，完全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具有滋生不稳定性和产生过度债务水平的内在趋势，正是这些使我们在后危机阶段挣扎于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在危机发生之前，影响力非常强大的“华盛顿共识”向新兴经济体兜售完全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好处。现在需要一种细致入微的方法。这对中国尤其重要，在未来数年里，中国将面临极其艰难的政策选择。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冲击，中国于2008年推出大规模信贷刺激计划，这是一种必要的和有效的应对措施。这一措施也有助于维持全球需求，让世界经济得以从后危机的衰退中摆脱出来，确实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这一举措使得中国经济面临比以往更为严重的不平衡，投资率高企、信贷规模与GDP的比重快速提升、未来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增大。
因此，中国需要进行再平衡，走向更具消费导向的经济模式，取消当前由在银行存款的居民存款人付给公司借款人的补贴以及那些有助于支持过度投资的补贴。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实施更加严格的市场约束和更具市场化的利率。但第2章的内容表明，自由的金融市场也可能使信贷供给和资产价格发生极具危害性的暴涨和暴跌，并任由金融业的规模扩张到严重脱离社会需要的地步。
中国需要变革。但是，确实应该认识到，西方金融体系并非完美无缺的，不可加以照搬：采用谨慎的方法推进金融自由化是明智的。
第3章考察与经济学科相关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在2008年的危机爆发之前，传统观点的影响力非常强大，这种意识形态宣扬市场自由化的优点。这种政策共识相应地得到一系列经济理论（即所谓的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经济学）的支持，而这些理论似乎已给所有的经济政策问题提供了全面的答案。人们充分相信，主要的经济学问题，尤其是宏观经济理论问题，已经得以解决。
危机的发生表明，这种自信是完全错误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未能预见危机的到来，许多现代经济理论曾认为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暴露出这些理论具有根本性缺陷。关于人类行为方式是完全理性的假定过于简单化且具有误导性，精致的数学推导往往备受推崇,而常识判断和经验观测却被忽视。
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更加缜密的经济思想方法，运用行为科学和历史的真知灼见，研究现实的经验数据和理论命题，认识到我们对于一个内在不确定世界的认知存在局限性。
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都应该为构建这种新方法作出举足轻重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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