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阿德勒

保罗•阿德勒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与组织学、环境研究，以及社会学等多个专业担任教授，并且是哈罗德•昆顿商业政策讲席教授；2014—2015年曾担任管理学界的领导组织美国管理学会的主席。

第一章 六个危机

反应迟钝的政府

工作场所的权力丧失与政治领域的权力丧失并驾齐驱。想想近年来政治中的大问题：商业利益的主导地位太过明显。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例，虽然它遭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反对，但是仍在继续推进。长期以来，公众舆论一直支持政府采取行动确保全民医疗保险（大多数支持者更喜欢单一付款人模式，一些人更喜欢公私混合模式），然而我们得到的却是奥巴马医改，这种温和的做法只向前迈进了半步。想一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努力屡次受挫。长期以来，公众舆论一直支持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结果商业利益压倒了普通美国人的偏好。或者想想一些从未付诸表决的事情，即《雇员自由选择法》（Employee Free Choice Act），该法将确保工会在大多数雇员签署认可卡以后得到认可。这类促进工会认可的措施多年来一直在民意调查中得到支持，可是国会却无动于衷。为了大企业的利益，政治系统被操纵，其影响深远，民主共和两党无一例外。

事实上，我们的政府对公众舆论的反应非常迟钝。在民意调查中，美国人表示，他们希望政府在能源（77%）、环境（75%）、医疗保健（72%）以及经济和就业增长（68%）方面的干预更多而不是更少。大多数人支持政府在为老年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水平（73%）、确保食品和药品安全（73%）、保证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73%）、减少贫困（69%）和确保清洁空气和水（67%）等举措上采取更多而非更少的行动。有69%到31%的人认为我们需要政府来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而不是仅仅依靠市场。虽然这样的民意调查很难直接反映出坚定的承诺，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数据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结论似乎不言而喻：我们作为公民的偏好被我们的立法者一步一步地忽略了。

鉴于政府反应迟钝，这么多人对政治如此愤慨，如此脱离政治也就不足为奇了。2015年，只有19%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永远或在大部分时间里信任政府；只有20%的人认为政府项目运行良好；约55%的人认为“普通美国人”在解决国家问题方面比民选官员做得更好。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2016年的竞选表明，这种愤世嫉俗并不一定代表民众与政治脱节，不过我们正在打一场艰苦的战斗。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35%的美国成年人定期参加选举，30岁以下的人则只有22%。在过去两年中，只有8%的人自愿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环境的不可持续性

气候变化、物种灭绝、陆地和海洋资源过度开发，正在给地球生态系统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截至1970年，人类活动已经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人们使用的资源超过了可用自然资源能够维持的限度。今天，人类使用地球自然资源的速度比它们的补充速度快了近60%。在美国，我们消耗资源的速度是可持续消耗速度的7倍。总体而言，人类已经跨越了许多“星球生态的边界”——这不仅表现为气候变化和森林破坏的速度被加快，还表现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氮磷循环的中断。我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杀死其他物种。仅在1970年至2012年间，科学家追踪的陆地物种数量就下降了约38%，海洋生物下降了36%，淡水动物数量下降了81%。我们正处于第六次大灭绝的边缘，这次灭绝不是因为自然地质力量的作用，而是由人类引起的。

由于担心潜在的支持者会因焦虑而陷入绝望，环境活动家常常淡化下列问题：生态系统崩溃，冰川消失，珊瑚礁衰退，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长，等等。不过坦率地讲，我们已经到了悬崖边缘。气候变化每年在全球造成40万人死亡，直接原因是极端天气，间接原因是疾病的发病率升高，以及作物歉收和缺水造成了内战和社会冲突。空气污染每年造成550万儿童夭折。前方的道路看起来更加黑暗。除非大幅减少碳排放，否则到了2100年，海平面上升会使全球10亿人流离失所，仅美国就有1300万至2000万人。

将所有这些都降到城市层面，且以纽约为例。更高的海平面将意味着更多的洪水，就像2012年飓风桑迪引发的洪灾。这场风暴造成了近200亿美元的损失，43人死亡，更多人受伤；机场、火车、地铁和高速公路全部关停，医院和废水处理厂丧失运作能力，电力设施被淹，手机系统受损。沙质洪灾过去大约每400年发生一次。随着全球变暖，到21世纪末，这种情况可能会大约每23年发生一次。纽约洪灾区的面积预计将翻倍，覆盖的市区面积为99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约合259公顷）。

有一点很重要：解决气候变化的威胁需要的不仅仅是转向可再生能源。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一次能源生产（primary energy production）在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中的占比不到四分之一。我们的大部分碳排放来自交通、农业、钢铁、水泥和化学品。我们的工业系统的大片区域必须得到更换。

社会解体

在我们的性别和种族关系中，在我们的家庭、社区、城市和地区中，以及在我们的刑事司法、医疗保健、儿童保育、老年护理、住房和教育系统中，我们正在经历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社会危机，而且危机在日益加重。

想想美国反性骚扰运动揭示的男性普遍虐待女性的情况。2017年，约54%的美国女性报告说，她们遭遇了“不想要的和不适当的”性行为。这反映了在经济、社会和性关系中，男女之间持续存在深层的权力不对称。对女性的骚扰和虐待在工作场所司空见惯，男性通常身居高位，担任老板，他们利用权力虐待女性，掩盖自己的罪行，并强迫女性接受保密协议，以防止她们提醒他人注意危险。虐待儿童和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暴力行为也很猖獗。

想想女性在平衡工作和非工作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在非主管雇员收入停滞造成的经济困难，以及妇女运动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推动下，妇女（未婚、已婚、有子女和无子女）在获取工资的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她们仍然承担着抚养孩子和家务的大部分负担。许多人从事兼职来平衡由此产生的矛盾。这样一来，获得足够的收入变得更加困难，更不用说干出一番事业并获得合理的工资提升了。而非全日制工作本身也变得更加艰巨，因为企业要求员工在工作时间上有更大的灵活性，并在工作时间之外有更多的可用性。因此，对于大多数劳动人口，特别是劳动妇女来说，相对于家庭的需求而言，工作时间太长了，相对于经济需求而言工作时间却又太短了。

毫不奇怪，压力已经非常普遍。美国心理协会对成年人进行了调查，要求他们用10分制对自己的压力水平进行评分，其中1表示“压力很小或没有压力”，10表示“压力很大”。调查对象通常报告的平均压力水平为5.1，而他们认为代表健康状态的压力水平为3.8。约24%的成年人报告了极端压力，在10分制中，压力等级为8、9或10。2016年，女性的平均压力水平甚至高于男性，女性为5.3，男性为4.9。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金钱和工作是最大的压力来源。许多人报告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由于压力，他们出现了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症状，如感到紧张或焦虑（42%）、沮丧或悲伤（37%），以及会持续担忧（33%）。

想想我们社会的种族关系。尽管自吉姆•克劳（Jim Crow）时代以来，种族关系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但是许多白人美国人仍然非常依赖他们的特权。经济增长一旦停滞，这种依恋就表现得尤为丑陋。人们担心别的群体的进步会危及他们自身的经济机会。就业和住房市场上的歧视依然猖獗。少数民族社区的贫困率和监禁率要高得多。虽然大多数美国白人表示相信种族歧视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大多数非裔美国人每天都能感觉到种族歧视的影响。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在2008年至2012年间，美国所有仇恨犯罪中，有整整三分之一针对的是非裔美国人。

想想我们的社区和地区。人们越来越可能生活在经济和社会同质化的社区。与此同时，邻里之间相互变得陌生，甚至从未知晓彼此的名字。少数族裔占主导的社区面临资金不足、基础设施维护不善、犯罪率高、警务军事化、食物沙漠化、住房过度拥挤等问题。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各地区的生活条件日益悬殊。农村地区和小城镇陷入经济困境，年轻人弃之不顾，全都奔向大城市。像底特律等一众曾经繁荣的城市，在工业搬迁之后，逐渐变成了一堆瓦砾。

想想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一种民族耻辱。在美国，每140人中就有1人在狱中（而在加拿大，这一比例为531比1），另外每31人中有1人在假释中。我们占世界人口的4%，而囚犯占比为22%。这并不是说犯罪在美国更加频繁，我们的受害率与许多同样富裕的国家差不多。我们的制度更具惩罚性。美国入室盗窃的平均刑期为16个月，而加拿大为5个月，英国为7个月。这种严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种族主义的结果。我们制度中的种族不平等令人难以置信。在2010年之前的20年里，以快克（可卡因的廉价形式，主要吸食者为穷人和非裔美国人）的形式分发5克可卡因，最低可判5年联邦监禁。如果犯罪涉及粉末可卡因（更昂贵的形式，主要吸食者为富人和白人），5年徒刑需要500克的量——整整100倍。由于这种不平等，我们现在发现4.7%的非裔美国人被监禁，而白人只有0.7%。非裔和拉美裔加在一起约占美国总人口的30%，但占监禁人口的60%。监狱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非暴力犯罪，如持有毒品，或是侵犯财产，而不是侵犯人身安全。一旦入狱，我们的同胞们面临的将是一个充满暴力和勒索的世界，改造的机会少之又少。不出所料，约67%的获释囚犯在三年内会再次被捕。

想想我们的病人和老人护理系统。马里兰州郊区的男性（富人，主要是白人）比紧挨的华盛顿特区的男性（穷人，主要是少数族裔）多活17年。哪怕哈莱姆区的男人活到35岁，他们还是比孟加拉国的男人短命。54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种族问题，还反映了教育和收入问题。在儿童（婴儿死亡率、健康状况、活动受限、健康饮食、久坐青少年）和成人（预期寿命、健康状况，活动受限、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症）中，较贫穷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健康状况要更差，这些模式总体上在种族/族裔群体内全部适用。

以住房为例。盈利性住房市场正在让我们失望。在整个美国，没有一个县的经济适用房不严重短缺。对于每100个极低收入家庭，可供出租的廉价住房只有29套。在快速发展的城市里，对大多数劳动人口而言，拥有住房的成本高不可及。部分租客承担的租金超过收入的30%，这些租客所占的比例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23%增加到2016年的47%。因此，在2017年随便哪一个晚上，都有55万多人无家可归，这令人心碎，却又并不惊奇。其中21%为18岁以下的儿童，大约11.4万名儿童。约19.2万人居无定所，占总人口的35%。一年当中，有230万到350万美国人无家可归，至少有700万人流离失所，如果加上经济原因造成的流浪者的话，这一数字会翻倍。尽管空置住房的数量是无家可归者数量的好几倍，但是现实就是如此。

我们的教育系统也是如此。教育对个人和国家的经济未来越来越重要，这对学校和大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中小学缺乏资源，相比具有同等受教育水平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教师的薪酬低35%。毫不奇怪，我们15岁的孩子在数学、阅读和科学能力测试中的表现远不如其他比我们穷的国家，我们的数学排名第26，阅读排名第24，科学能力排名第25。许多家庭负担不起高等教育。那些靠贷款资助获得高等教育的人发现自己负债累累，甚至无法宣布破产以避免沉重的负担。学生债务总额现在已高达惊人的1.3万亿美元，到2023年，有40%的学生债务大概率会造成违约。

001　　引　言

009　　第一章　六个危机

009 　经济的非理性

013　　工作场所失权

014　　反应迟钝的政府

016　　环境的不可持续性

017　　社会解体

021　　国际冲突

023　　第二章　根源

024　　私营企业与营利性生产

032　　公司内部的工资雇佣

037　　政府从属于商业

041　　资本主义企业的自然外部性

044　　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外部性

049　　等级森严的世界经济

052　　第三章　日益紧张的局势

052　　生产日益相互依存

057　　社会化生产与私有财产

062　　第四章　改革的前景与局限

063　　道德资本主义？

068　　受监管的资本主义？

071　　社会民主主义？

073　　拿科技当赌注？

079　　第五章　以民主高效的方式管控经济

081　　管理整个经济

082　　向资本主义企业学习

084　　协同制定战略

091　　协同创新

096　　协同学习

105　　协同工作

115　　从道德资本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

120　　第六章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

121　　来自我们周围的图像

124　　来自我们过去的图像

128　　克服经济的非理性

138　　克服工作场所失权

142　　克服政府反应迟钝

144　　克服环境的不可持续性

146　　克服社会解体

150　　克服国际冲突

153　　第七章　到达彼岸

153　　机会增多

155　　动机增强

156　　能力提升

157　　三种情形

158　　一个策略

165　　结论

166　　注释

221　　参考文献

247　　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