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丛书：先秦儒家哲学知识论体系研究》：
就以身作则而言，“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发布政令非“治”之本、乃“治”之末，而无“本”则不得其“末”；倘若统治者自己无德，其所发布的政令就不得不大打折扣了，故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如果统治者自己有德，其示范作用正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故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就率先垂范而言，“子路问政，子日：先之劳之。请益。日：无倦”（《论语·子路》）。子路问应当如何执政，孔子回答说，你想让民众做什么、怎么做，你就先这样做给他们看；用你的率先垂范激励他们勤奋劳作、奋发有为。子路请求孔子多说一些，孔子说：永不懈怠。“子张问政。子日：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但必须指出的是，长久以来，存在着简单化地理解孔子所讲“德治”的倾向，即自宋儒依于《礼记·大学》中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把“德治”解释为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的统治，至今人们大都仍然把孔子讲的“德治”理解为统治者应当在道德品行上为老百姓做出榜样。这样的理解当然不能说错——孔子说过诸如“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等话语，极而言之，甚至说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这里确实有以统治者的个人德性为“德治”之根本的意思。但是，正如前面业已指出的，就“在内圣与外王之间行驶的是直通车吗”这个问题而言，孔子的态度是游移的；所以，把孔子讲的“德治”与“以修身为本”等同起来是片面的，他讲的“德治”还包括在最崇高的人格德性与最伟大的社会功业“之间”的事情。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日：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统治者以庄重之心对待老百姓的事情，老百姓才会敬重你；统治者孝敬父母爱怜子女，老百姓才会尽心竭力地对待国家的事情；统治者把有才德的人提拔上来，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帮助，以提高他们自强的能力，老百姓才会努力上进、奋发有为。孔子特别强调“举善”的重要性，“哀公问日：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日：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把那些正直的人提拔起来，老百姓就高兴了；把那些邪曲的人提拔起来，老百姓就会不高兴。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日：“知人。”樊迟未达。子日：“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日，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日：“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举善”是“德治”的内在要求，是“仁”之“政”的基本举措，所谓仁者爱人，首先就表现在“用人”这件事情上，要让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就要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而后那些邪曲的人才会逐渐地变得正直起来。所以，“仁”之为“爱人”不仅属于情感表达层面的事情，也属于理性认知层面的事情，它内在地要求着“知人”，是谓仁智统一；进而，“仁”之为“爱人”不仅仅属于心理层面的事情，更属于政策层面的事情，它内在地要求着“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子贡问政。子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日：去兵。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日：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引文中的“民信之”，意思是取信于民，老百姓对统治者没有信心，就不可能自立自强。在孔子看来，政治的基本事情有三项，要有足够的粮食以供生存，要有足够的军备以供自卫，而前提是统治者要取信于民。“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乃取信于民之根本，而后可以足食、足兵，这些都是统治者所当“为”，不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所能“有”。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