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自己也难以完全做到，但我执拗地坚信，在公共场合应当节制自己的情感泛滥，只有少不更事的孩子才会不顾体统靠当众哭闹去表达不满、博取同情。当年刘翔退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教练痛哭失声，泪如雨下，也许他难以抵御巨大压力。但我总觉得成年人当众哭鼻子有失体统，有失理性，不文明。
现代社会注重理性的力量，社会学家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的过程，现代司法的特质就是理性化。中国司法的变迁，同样是从情感化到理性化的过程。学者徐忠明提出中国传统司法的心态模式是诉诸情感，因为传统中国是情感本体的社会。日本学者寺田浩明指出清代状纸不同于以法律为依据主张权利保护的现代民事起诉状，前者充斥着己方哀哭无告，对方横行欺压的表述，要求官府为己申冤，民事诉讼是以申冤与哀矜为特征的，而刑事诉讼也概莫能外。官府看重的是被害人的冤情，它是被害人冤死给家属带来的悲愤之情、哀告之情及复仇之情，如果得到了公众的同情及响应，那么被害人的冤情会被加倍放大，形成官府无法忽视的强大压力。总之，通过诉诸情感的方式去博取司法官员的同情及怜悯是有效的诉讼策略。同样，被告人方对抗被害人方的常用策略往往也是诉诸情感，企图凭之化解对方的申冤。
当下转型中国社会还有情感本体的影子。日前，央视采访河北大学车祸案肇事者李启铭及其父李刚，面对镜头，两人失声痛哭，李启铭表达了悔意，李刚起身长时间深深鞠躬向受害者及家属表达歉意，并表示将依法处理绝不袒护。但是，有网民用美国电视剧Lieto Me中的方法力图证明，“李刚儿子开车撞人后，内心根本毫无歉意，一直到现今为止，他都没有感到内疚，他相信父亲李刚会把事情摆平。李刚运用了他的公关策略，试图用感情武器得到大家的同情。于是他叫儿子在拘留所尽情表演一番，自己也在媒体前卖弄一番，以求同情。”我对此看法不以为然，因为强大的舆论压力不是李刚父子所能抵御的，他们肯定已经感到危机四伏、风声鹤唳，如果父子二人能够从容到处心积虑欺骗镜头的地步，那绝非等闲之辈。令我吃惊的是堂堂公安局副局长及大学生，却哭得像个孩子。其实，表达悔恨，哀求国家宽大也不必这么夸张，现代司法不相信眼泪。
现代社会，刑事诉讼不能沿袭申冤哀告的老路，当事人不能靠诉诸情感而取胜，推动诉讼程序的是理性的力量。刑事审判中控辩双方的对抗遵循理性法则，法官奉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现代社会的罪与罚不再诉诸情感而是代之以诉诸理性，确定犯罪及刑罚的过程越来越复杂。犯罪定义、具体罪名界定及相应刑罚须预先由刑法规定，这是所谓保护被告人的罪刑法定原则。被告人是否有犯罪事实，须由侦查程序确定。刑事审判的任务在于确定犯罪事实的有无、确定被告人是否有刑事责任。而实现上述目标，绝非易事，即使存在犯罪事实，还要看有无排除犯罪的事由。在审判中，无论证据认定、被告人精神状态的评估等，在许多情况下还需要专家鉴定。控辩双方，作为“相抗衡的对立力量，最终导入精心准备的司法辩论和惯常的司法策略形式渠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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