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晋风流名士张翰有歌：“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闻秋风起，遂辞官还乡。您的笔名亦谓“秋风”，是否有意诫勉自己“淡泊名利，唯心是求”？近闻自《寻找中道——当自由遭遇传统》起，您将回归本姓，这又是缘何而来？秋风：哈哈，我起那个笔名，其实没有什么考虑。当时在一家报社当编辑，又准备写评论发在自己编辑的版面上，怕影响不好，临时要起个笔名，本名姚中秋中有个秋，再加个字吧，那就是风。后来就一直用这个笔名发表时评，然后，大家就开始知道秋风。
不过，终究是心有不安：姓得自祖先，名得自祖父、父亲，姓名乃自己的文化生命之标志，岂可随意改变？因此，从六七年前开始，我的学术译著、论著，其实都用姚中秋这个本名，时评采用秋风这个笔名。《寻找中道》大约是我出版的最后一本时评集了，所以也就是“秋风”的最后一本著作了。
2.您称自己是一个中道自由主义者，从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多个角度来看，您认为现今中国迫切需要革新的是什么？建立公民社会又需从什么开始呢？秋风：很麻烦，中国的一切都需要变革。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人们回归自身的文化，做一个正常人，一个好人，如果有可能，成为一个君子。没有君子，什么变革都无从谈起。或者，大家只是坐在那儿说啊说，没有任何意义。君子会行动。现在需要的是变革行动，而没有君子，就没有变革行动。立人的几位朋友，比如李英强先生，就是君子，他们有行动能力，这是我最佩服的。
所以，先别提公民社会，先让自己成为君子吧。
有了君子，自然就有公民社会。而且，是可持续的公民社会。
3.关于最近对宗族的质疑。你提到“从全国范围来看，乡村应该形成不同形态的自治”，而您又多次提到“钱塘江以南，儒家式现代秩序”，认为“未来中国的历史，将是这一秩序趋向成熟，同时向北扩展，反哺江南、北方，滋润西部”。这里面涉及民族传统、宗教、社会形态等问题，统一用儒家式现代秩序，那何谈自治呢？岂不矛盾？秋风：确实，自治的首要含义是民众决定自己的治理模式，不同地方的乡村，文化、社会、政治结构不同，自然应当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现在法律强制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违背自治原则。
但是，从大范围看，中国的基层社会自治，一定是以儒家价值为基础的。自治必须有价值基础。没有价值共识，人们不可能共同生活，也就谈不上自治，更没有自由可言。
而中国就是儒家的。这一点，在知识分子身上当然看不到了，在城市也不明显。但礼失而求诸野，在乡村，尤其是钱塘江以南中国的乡村，儒家文化还根深蒂固，而且表现在方方面面的制度中。也恰恰因为有儒家价值，这里的民众还维持着较为稳定的自发性社会组织——宗族。依靠宗族，这里维持着较好的秩序。由此，这里的经济最为发达，基层政治最为民主。我们看到了一个儒家式现代秩序，当然，很不成熟。但我相信，它会成熟。
而这与自治、与宪政一点都不矛盾。因为，儒家就在那儿。不是用权力从外部强加，而是自然地存在于那儿。只是，一百年来，知识分子否定它，权力破坏它。现在，我的主张只是，不要再抨击，不要再破坏了，让人们自由地生活。
4.从您关于自由经济、福利社会、乡村自治、儒家宪政等问题比较另类的解读中，感觉您是一个非常重视“自然秩序”的人，比如您说“过去六十年，中国在文化上被殖民，先被苏俄殖民，后被欧美殖民”，您反对“消灭自发社会组织的国家主义”，还提及中国“大政府的现实”等。您所提倡的“自然秩序”不仅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还涉及社会组织形态。请您具体地谈一谈何谓“自然秩序”？秋风：儒家式秩序就是中国的自然的文明秩序。
这个秩序是高度文明的，比如，人人在人格上平等，基层社会的广泛自治，私人产权的有效保障，市场制度，宗教信仰自由，温情的人际关系，等等。确实，传统中国的政体存在严重缺陷，但总体上，中国人生活在文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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