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中国哲学史学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规格之高，研究队伍之整齐，论文提交的数量之多、质量之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本书精选了与会学者的一批论文集结而成，主要围绕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
——对中国哲学史书写的若干思考
柴文华*
自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以来，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就有过方方面面的思考和讨论，但总觉得还是“乱花迷眼”。在确立中国有哲学的前提下，通过对中国哲学史书写历程的反思，走自己的路，“海阔天空我自飞”a 可能是当下难以逆转的趋势。在多维度的书写方式中，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应该是较佳选择。在这方面，杜维明对儒学的研究和表达会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
思考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哲学？如果有，可以接着谈；如果没有，何须再谈？
我觉得提出或支持“中国无哲学”观点的人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参照，黑格尔、胡塞尔等不用说，即使赞赏中国思想的海德格尔、德里达也是如此。在他们眼里，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形上学、宇宙论、知识论，当然没有哲学；更何况，中国古代非但没有哲学学科，甚至“哲学”这个词汇都没有，怎么可能有哲学？
这里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怎样界定哲学。如果说形上学、宇宙论、知识论是哲学，中国古代可能不发达，但说没有，那不是别人欺骗自己就是自己不把自己当回事。按照冯契的理解，如果广义认识论也是认识论，如果辩证逻辑也是逻辑学，那么，中国古代不但伦理学发达，认识论和逻辑学也不算不发达，理所当然的，中国古代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按照牟宗三的界定：“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说明的，便是哲学。……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史，当然有悠久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亦有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岂可说没有哲学？”
总之，无论从哲学的普遍性还是哲学的特殊性出发，中国都有哲学。
二
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有一个从非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中国有数千年的哲学思维成果，但古代没人有过哲学视域，所以哲学史自然没人系统整理，即使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也只是学术思想史。不过，这些学术思想史涉及中国哲学史的很多内容，是一种自发式、萌芽式、碎片式的书写。20世纪上半叶，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张岱年、钟泰、范寿康等人有了自己不同的哲学视域，所以才有了自觉形态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
谢无量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山之作，它虽然具有较浓郁的传统味道，但也不乏对哲学的现代理解，并运用西方哲学的框架对中国哲学做了初步解读，蕴含了“以西释中”的书写倾向。首先，谢无量把哲学分为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同时还有“纯正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说法，这显然是一种西方哲学分类模式，与后来的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分类思路近同；其次，谢无量运用了许多西方哲学语言或概念来描述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如把道家的本体论概括为“道一元论”，把张载的本体论概括为“气一元论”，把程颐、朱熹的本体论概括为“理气二元论”，把孟子的性善说概括为“性善一元说”，把荀子的性恶说概括为“性恶一元说”，把杨朱学说概括为利己主义，把法家的政治学说概括为功利主义，还用同一律探讨庄子的《逍遥游》等。再次，谢无量已经初步具备了中西哲学的比较意识，如认为柏拉图的哲学王理念仅仅是一种“想望”，而在中国远古时代却是一种历史的事实；认为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墨子的兼爱虽有不同，但同出于“仁之一念”；认为孔子的仁与佛教、基督教有所不同，佛教、基督教的仁是平等之仁，孔子的仁是差别之仁，等等。
尽管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开了“以西释中”书写方式的先河，但仅仅是初步的，而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冯友兰19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确立了成熟的“以西释中”的书写方式。他们不仅确认了以西方哲学的框架诠释中国哲学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提出了一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书写的中国哲学史尽管现在看来有一些削足适履的偏向，但在当时确实给人一种新鲜的现代感受。此外，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虽然正式出版于1958年，但在1937年就完成了初稿，1943年还印为讲义，应该算作建国前的代表作。这是第一部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哲学范畴史，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问题史的书写方式。书中虽然提到过“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等概念，但从他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板块划分来看，还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如张岱年自己所说：“如此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标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 所以，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也应该算作“以西释中”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代表作之一。
术的差异性和独立性，认为二者不能“强为比附”，否则容易“转失其真”，这实际上是对西方学术包括西方哲学的一种委婉拒绝。所以他要以传统的史传体裁书写中国哲学史，“一用旧文”、“一从常习”，是一种“以中释中”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在当时确实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倾向，但他依然留给我们今天诸多的回味。
建国前，以郭沫若、侯外庐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思想史，开辟了“以马释中”的中国思想史书写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冯友兰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但从总体上说是零散的，而范寿康193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通论》则是第一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诠释框架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他运用社会历史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辩证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史内容的解读，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的认识，推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开创了“以马释中”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但仅仅是初步的，在许多方面还有待于深化。
不难看出，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主要出现了“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以马释中”三种典型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其中“以西释中”是主流。这开辟了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自觉时代、现代化时代，对后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产生了重大影响。
……
2013年5月，中国哲学史学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本来这次会议只是一个常规性的理事会，但是，出席的专家学者居然有150多人，国内研究中国哲学的学术带头人基本上全部出席。学者的规格之高，研究队伍之整齐，论文提交的数量之多，质量之好，都是近些年来少见的。 九州出版社本着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的宗旨，在诸多论文中确立一个主题，约我们一起编成这本书，名为《问道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予以出版。对于九州出版社的策划和资助，我们谨表衷心的感谢！
《问道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凝聚了作者们的辛勤汗水和研究智慧，是各位专家长年累月潜心研究的结晶。在此要感谢本书作者们欣然同意发表诸位的大作，尤其是要感谢中国哲学史学会的陈来会长在百忙之中撰写了前言。
由于出版的主题内容集中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之上，其他内容的论文就没有选入，实在是非常可惜，也望诸位作者谅解与海涵。
——郭齐勇 欧阳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