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激进化：对西方冲击的“梯度式反应”
中国近代思想的激进化，实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之激进化的表征。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化的变革，伴随着一个西方的发现和传统的反思之双向思想过程。1916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了《吾人最后之觉悟》。在这篇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中，他回溯了中国人对中西文明冲突之渐次深入的觉悟过程：“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陈将明清以来由中西文化之冲突而起的觉悟归为七期，他沉痛地回顾了晚清以来国人的觉悟过程：“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鸦片战争以还，西洋武力，震惊中土，情见势绌，互市局成，曾、李当局，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第四期在清之末季。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尼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积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遂由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第五期在民国初年。甲午以还，新旧之所争论，康、梁之所提倡，皆不越行政制度良否问题之范围，而于政治根本问题去之尚远。当世所诧为新奇者，其实至为肤浅；顽固党当国，并此肤浅者而亦抑之，遂激动一部分优秀国民渐生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进而为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讨论。辛亥之役，共和告成，昔日仇视新政之君臣，欲求高坐庙堂从容变法而不可得矣。”“第六期则今兹之役也。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谓之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
陈独秀总结了明清以降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过程，其结论是：“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国人对西方文明由“学术”而“政治”而“伦理”层层递进的觉悟过程，伴随着文明冲突的创痛和改革运动的挫折，陈最终寄希望于西方自由平等理念的启蒙，以废除儒教的伦理革命为彻底的“最后之觉悟”。
1919年，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在《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中，对中国人之觉悟过程有如下总结：“中国人从发明世界以后，这觉悟是一串的。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了。”傅强调指出：“原来中国人既受很长久的专制，逢事葫芦题也是在长久专制的支配之下，当然的现象，再加上中国人每于觉悟之后善于反动，到了现在，社会上真七忿八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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