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旧社会，年轻时家境清贫，但学习成绩优秀。戚族朋友都对我期望甚殷，我自己也希望长大后事业有成，不过我清楚地知道，在旧社会里，“朝里无人不做官”。我家无龙鳞骥尾可攀，进仕途不大可能，也不会有出息，我亦无兴趣。这样，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在高中读书时，通过阅读《独立评论》，颇慕胡适之为人。当时，我不理解他对国民党政府是小骂大帮忙，只以为他不惧国民党政府高压，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很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他那样当个大学教授，凭自己良心著书立说。但我又想到，要想长期安安静静地在大学里教书、做学问，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国强民富，社会安定；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工业化、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在国民党政府专制、腐败政权统治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之故，探索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力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失败的原因，便一直成为我知识活动的主流。1944年底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社会学，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虽然思考、研究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但在选择硕士论文题目时不能面面俱到。于是，我想探本溯源，先寻求这个问题的历史、文化原因，并以“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经过研究，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极难迈出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是和中国2000年的儒学统治分不开的。

　　西汉初期，在陆贾、叔孙通等儒家的诱导下，马上得天下的汉高祖发现强调“忠君”、“尊君”思想的儒学对其专制统治非常有用，渐相依靠，儒家于是逐渐得势，并日益获取很多优惠。到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怂恿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只要考试及格，便可不纳税、不服兵役和劳役。他们还试图垄断政府官职，而且在西汉元帝时基本取得成功。自此时起，皇室和儒生阶层更从儒学中获得深厚的既得利益。东汉光武帝为了保证皇家统治的稳固，进一步鼓励读经，并对未入仕途的儒生也从物质和精神上予以奖掖。这就更增加了读经的实用价值。隋、唐两代，鉴于魏、晋、南北朝儒学有所削弱，影响皇权巩固，于是建立以儒学为唯一或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使以皇室和儒生阶层组成的统治阶级从儒学中获取的既得利益更加制度化。从宋代起，科举制度日益严密而强化。宋时儒生犯罪，可以要求延期惩罚。明、清两代，儒生又被授予许多特权。除皇亲国戚外，儒生或士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居于最上层，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了报答“皇恩浩荡”，儒生在解释、讲说、演绎儒学时，总是努力为皇权辩护，扩大与强化皇权，并使皇权神圣化。

　　出版说明中国的儒学统治为保证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是从汉代起，皇家和儒生阶层就相互合作以抑制和镇压其他学说和社会群体，比如工商业者、游侠等，使中国社会永远处于一种靠皇权和宗法制度维持秩序的小农经济。除魏、晋、南北朝时期稍有变动外，一般说都是这样的。这种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的力量。

　　由于以上原因，两千年来中国的朝代一变再变，但都只换了皇室姓氏，而建基于儒家思想的社会总结构，特别是它的政治和宗法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一直是不变而且日益强化的。儒生阶层中，旧的家族和个人可能被排除了，新的家族和个人进入了，但作为一个阶层，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日益加强。凡是不同于或异化于儒学的事物，是不能在中国社会得势的。比如，儒家阶层禁止言“利”，商业和工业知识与技能只要是开始抬头，便会受到压抑。又比如，由于儒家鄙视奇技淫巧，侈谈玩物丧志，科学技术在中国也受到冷漠甚至压制。同样，法学和法家在中国社会也总是处于弱势。西汉年间就开始了这种压制，在解放以前的大约300年间，由于西风东渐，建基于儒学的中国社会制度和秩序逐渐动摇，依附于此的中国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这种压制往往便变得更为典型了。这就是儒学在中国统治2000年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社会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其重要原因。总的说来，儒学统治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是具有重大阻碍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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