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夏，关东大地一场暴雨刚过，河东郡汾阴县雕上后土祠巫锦，忽然发现祠堂旁原有的一条小路上有个地方呈钩状陷了下去。出于好奇，锦拿了一把锄头照下陷的地方挖掘起来，想不到那锄头一落入泥坑，便砰然发出金属撞击的声响。锦先是一惊，继而想到莫非这地下有什么秘藏的宝贝？想到此处，一股热血涌入头顶，索性甩开膀子挖了下去。只一会儿工夫，坑中露出了一件长方形的金属铸造物。“果然有宝贝。”锦惊喜交加，更加起劲地挖掘起来。随着泥坑的不断加深扩大，整个铸造物的原形全面暴露——这是一件看上去极其古老的青铜大鼎，此鼎硕大异常，器腹如城墙般雄壮，整个造型厚重典雅、威严肃穆，周身透出咄咄逼人的恢弘气势。见到此器，锦在一阵狂喜之后，又蓦地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必须立即报告官府，否则，说不定会引来什么意想不到的横祸。当地官吏闻讯，觉得此事颇为新奇，便跟着锦前来现场察看，果然看见一硕大青铜鼎静卧于泥坑之中。这地方官吏从未见过有如此精美、庞大的青铜鼎，隐约感到了什么，便决定派人飞马驰报河东郡太守。河东太守闻听此报，先是大惊，接着半信半疑地亲自带人前来观察。这河东太守本是儒生出身，对古物颇有钻研，一见大鼎便两眼放光，惊叹不已。待反复验看之后，嘴角露出了一丝外人难以察觉的微笑。河东太守心中明白，鼎作为祭祀等用的礼器，在商周时期常被奴隶主贵族用来“别上下，明贵贱”，鼎是一种按照大小轻重来划分统治者权力、身份、等级的标志性器物，传言得重鼎者得天下，故才有了“问鼎中原”等成语。五年前，不可一世的汉武帝于汾水河畔得一大鼎，认为是天降吉兆，将鼎迎于长安后，接连摆宴庆贺五日，并大赦天下，不久又将年号改为元鼎元年，以示对这次得鼎事件的纪念。那得鼎、迎鼎和送鼎甚至是以鼎为由头在皇帝面前拍马溜须者，自然是升官发财，各有所得，朝廷内外皆大欢喜。有了这个先例，河东太守不敢怠慢，除命当地官吏对此鼎严加看护外，立即回府写就奏章呈报汉武帝。汉武帝闻听汾阴又出一重鼎，龙心大悦，认为苍天又一次授意，福星高照，在证实确切无误后，便立即下诏，将鼎掘出，由河东太守亲自护送到京都长安设祠供奉。当鼎进入长安后，朝中群臣公卿认为又一次升官发财的机会到来了，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极尽吹捧奉迎之能事，将此鼎誉为旷世珍宝、天下罕见之神品。更有阿谀奉承之徒如齐人公孙卿等，觉得只是一味吹捧尚不足以引起皇帝的重视，便引经据典，较其他人更胜一筹地趁机进言道：“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鹃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而后又借一个叫申功的古人之口奉迎道：“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齐人公孙卿等一番云遮雾罩的吹捧和花言巧语的谄媚，搞得汉武帝激情喷涌，热血沸腾，既然得宝鼎预示着兴旺发达，又可同上古时代的黄帝一样上泰山封禅，而上泰山封禅又可以得道成仙，这样的好事怎能错过。于是，汉武帝下令群臣公卿迅速制订封禅的礼仪，以备登泰山之用。封禅之事，不过是传说中远古时代的一种礼仪，这种礼仪到底是什么样子，到春秋时期的孔子己说不清楚。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因梦想得道成仙，曾到泰山封禅，据说因不明礼仪，结果到泰山后遭到暴风雨的袭击，给后人留下了笑柄。而自秦始皇至汉武帝又过了八十余年，这封禅的礼仪就更难以弄清了。但既然皇帝一心想要封禅成仙，齐人公孙卿等当然不能失去这个难得的讨好机会，很快按照古代传说和自己的想象制作了一套封禅礼仪和礼器。当汉武帝将这套礼仪、礼器出示给太史令司马谈、祠官宽舒等人观看并征求意见时，司马谈等群儒却依据《尚书》、《周官》、《王制》等古典留下的线索，固执地认为齐人公孙卿等搞的那一套与古代不同，纯属胡闹，根本不能启用。当汉武帝问搞个啥样子才能合乎古礼并不算胡闹时；群儒们又言人人殊，难以作出一致的结论。齐人公孙卿等眼看好事行将流产，便攻击司马谈等群儒只知拘泥经典，不知因时制宜，于是朝堂之上引爆了一场激烈的礼仪之争。就在群儒与公孙卿之间吵吵嚷嚷、相互指责又各不相让之时，焦躁难耐的汉武帝一气之下，索性抛开公孙卿与司马谈两派，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四月与侍中奉车子侯等人去泰山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封禅大典。群儒公卿一看皇帝不辞而别，顿时目瞪口呆。这封禅大典乃是百年不遇的隆兴之事，能随天子登封泰山，该是一件多么难得和荣耀的事情。但皇帝无情地抛下了他们，独自与侍中奉车子侯之流去了泰山，这对群儒公卿该是怎样的打击！就当时执掌天官事的太史令司马谈而言，不能以自己的身份和职责随天子登泰山并记下这汉朝开国以来最隆盛的大事，与其说是一种遗憾，不如说是一种羞辱。他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心灵打击，自此一病不起。就在司马谈滞留于河、洛之间忍受着官宦生涯失意的煎熬和病痛的折磨之际，他年轻的儿子司马迁恰从奉使出征西南的前线风风火火地归来。司马迁的突然出现，如同暗夜中燃起的火苗，使正处于孤独、愤懑、羞愧、哀婉、绝望中的司马谈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又燃起了生命与灵魂之旅继续行进的希望之火。司马谈躺在病榻上，在撒手人寰的最后一刻，流着悲伤的泪水，拉着儿子的手做了如下凄婉苍凉又充满期望的告别：“我们家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虞夏的时候就担任天官一职，曾立下功业扬名于当时，其后就衰落了。这祖宗的事业莫非就要断送在我的手上吗？……当今天子上接虞夏商周以来的正统，在泰山封禅，而我虽身为太史却不能跟随前往，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以后，你一定要继任为太史。担任太史职位，不要忘记我想做而尚未做成的修史志愿。男儿的孝道小则忠事双亲，再者忠事国君，而最大的孝道则是修诚立身，扬名于后世，光耀祖宗。天下人称颂周公，是因为周公撰述歌颂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德，宣扬周朝的教化，使西周自后稷以来的文化传统昭示天下。可是周厉王、周幽王以后，王道缺失，礼乐崩坏，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至今仍是学者的典范。自孔子死后至今近四百年，这期间诸侯纷争，史书缺失。当今汉朝鼎盛，天下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不可胜数，我身为太史却没有记载论述，荒废天下史文，每念及此，寝食难安，死不瞑目呵！你要牢记我的话，完成我的未竟事业。”听罢父亲的遗言，司马迁泪流满面，他俯下身，恭敬而虔诚地回答道：“孩儿虽然笨拙，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完成您老人家的未竟事业，不敢有半点缺失。”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