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烟雾怎相忘？——怀念徐复观先生
还没有回到香港，甚至在十年以前，就盘算着回来后要写一篇怀念徐复观先生的文章。
徐先生是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在台北病逝的。现在是整整十一年了。我那一年五月一日出了事，还来不及向他表示悼念之情，就失去了写东西发表东西的自由。当时就想，如果我还能生活在世界上，而且还能重新生活在香港，一定要好好写一篇纪念文章。此刻四千天已经过去，悼念是太迟了，就让我来怀念一番吧。
我大约是一九七一年开始认识徐先生的，同时认识的还有牟润孙先生。
我之所以记得一九七一年这个年份，是因为那年我去过北京，见过章士钊先生，当时他的《柳文指要》新出版，托我带了二十多部回香港代他送人，我顺便就请他多送一部给徐、牟两位教授。后来徐先生把他的那一部带去台湾，送给了黄少谷。据我理解，那恐怕含有备查之意，以示在中共统战面前无他。
而我的接近他，的确是有统战的用意。说来惭愧，当时我对他是没有正确认识的。我不是去接近一位学者，更不是去接近一位儒学大师，而是去接近一位为蒋介石主持过联合情报处的人。说的不好听，是一位可以称得上特务头子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这恐怕是另一个戴笠。后来我渐渐明白根本不是这回事，就深深感到自己的荒唐可笑，不仅是一般的失敬而已。
正是由于这一错误的开始，我和他见面时经常谈的就是时事，是政治而不是学术。在政治上，我有自傲。在学术上，从来没有起过师事之的念头。直到他离开尘世以后，我对他的学术造诣算是略有所知以后，我还是把和他的十年交往，定位在师友之间，还拖着一个平辈的尾巴。
当他最后卧病台北的日子，我曾请徐师母王世高送去一首七律，慰问这位老夫子：
故人憔悴卧江关，望里蓬莱隔海山；
每向东风问消息，但依南头祝平安；
论交十载师兼友，阅世百年胆照肝；
一事至今增惆怅，孔林何日拜衣冠？
这里就还是说的“师兼友”，友未必是我狂放的表现，更是统战思想的反映：我是来做他的工作的，怎么是他的弟子？以我的不学无术，其实连做门生的资格也并不具备的吧，尽管我并非别无所长。
这就要说说诗最后两句。我们有约，同回大陆，去曲阜，谒孔林，而时间也定了，就在一九八二年。北京方面已为此做了一些安排，却因他病发而误了行程，终成虚愿。他临终的遗嘱有不能去孔林是平生大恨的话，那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恨语，中间是包藏了这一段故事的。他当时还约了一位好友，青年党的某领导人同行。
这在我的统战工作中，是最后的一个失落。我当然感到遗憾。但更加感到的是长者长逝的伤心。
十年的交往，我们之间的感情在增加，我敬重他的刚直，他的敢言、敢怒、敢骂。脾气可能不好，风格却是真好。政治上，他摆明了是反共的，但说由于大陆上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可以代替共产党；他只有寄希望于共产党的自我完善了。他称赞周恩来，为周恩来的逝世掉了眼泪，这是忧国忧民之泪，公而忘私之泪。这使他挨了不少骂，也使我对他更为敬重。
不知不觉之中，我们一家都和他们两位有了往来，而他们的儿女到香港时，也都要和我们家的人见面。两家好像是世交的样子。我经常去徐家作客。他因健康关系戒酒，吃饭时我往往是独酌，彼此都习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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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遇见一些对新派武侠小说感到兴趣的人，总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没有你，就不会有新派武侠小说了。”哪有这回事！当今之世，人们有这方面的阅读兴趣，这就注定了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必然性，我当时不过适逢其会，尽一个编辑人约稿的责任而已。我约稿，梁羽生、金庸写稿，还一切都是偶然。但他们两人终于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大师，却是必然的，他们有这身手，必然要在雕龙、屠龙上显现出来。我只不过是可以被拿来开玩笑的材料罢了。我还要说一点小小的秘密。不要以为我和新派武侠小说有过这种可笑可喜的关系，就一定有密密切切的关系。新派武侠小说我其实读得并不多，梁羽生、金庸都著作等身，我至今读过的也不过各三二部而已，不读则已，但一读就津津有味，废寝忘餐。这是我的又一个小小的秘密。
——引自罗孚《两次武侠的因缘》
我喜欢他的机智、俏皮和幽默这里既有对虫鱼花卉的抒情描绘，也有针砭世态的讽刺小品：甚至不乏具有文史研究价值的大块文章。这里还包括一位久居香港的大陆人对那半中半西、小而复杂的社会各阶层心态的剖析.这方面.香港人自己写不会客观，大陆人写来难免隔靴搔痒：在罗孚，则得天独厚。
——萧乾《半个世纪的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