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文革”:许子东讲稿(第1卷)》大部分文章2000年曾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原题《叙述“文革”》,出版社改题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据说当时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教授听到此书是重新解读“文革”便有些质疑,后来经过其他编委解释才知并非(至少不会全是)“新左派”重新评论“文革”。在《重读“文革”:许子东讲稿(第1卷)》里,我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尝试借用一种现代文学理论(普洛普的结构主义方法)来解读具体复杂的中国文学及文化现象;二是尝试从文学角度讨论“文化大革命”如何成为一种被阅读乃至再读的“文本”。拙作出版后有不少批评,缺陷疏漏当然不少。本想借这次出版《讲稿》的机会,将研究范围扩大五、六十部或七十部““文革”小说”(主要包括近十年的作品),但因为生病,这个重写计划也暂时没有完成。期待日后还有再版续写的机会。
但这一卷《重读“文革”》,还是对《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做了很大程度的修订增删。一方面是文字修订,另一方面是增加了第六章到第九章的内容……
最近十年常越界电视,有网友观众批评我常常在讨论现实问题时提到“文革”,“为什么老是念念不忘呢?”这是他们的疑问。说实话,也是我自己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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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革”的几种抗议姿态》
“因祸得福”的意义结构、善恶分明的角色功能、书生民女的拯救模式、盼望清官的民间诉求,再加上第三人称的故事文体--这就是出现得最早、读者最多、影响最广泛的一种“文革叙述”。
——《重读“文革”的不同方法》
一方面,“文革”中批判的一切:修正主义、法权、“全民党”理论、“经济妖风”、官僚制度、学术权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等,今天几乎全部“复辟”了;而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精神”、“大字报”、单位名称、“为人民服务”、唱红歌、严打示众、世袭特权、语言暴力等等,以及更重要的“穷比富好,多比少好,民比官好”的意识形态假设,又都在现实及网络中继承乃至发扬……“文革”对中国人来说,究竟是“负债”还是“遗产”?
——《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