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农民的生存状态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前，这种注重关系的人情式的交往模式不会消失。作家注意到这一人际交往模式在现代商业化的冲击下，出现淡化其中的人情、感情因素而呈现纯粹功利目的关系。杨争光的《对一个符驮村人的部分追忆》用“他”来代表整个从乡村出来的成功者和乡村的人际交往，他因为眷念乡村的脉脉温情而无法拒绝村人的纠缠，导致夫妻、父子关系紧张。而乡村对他逐渐只剩下利用，亲戚和村人的索求无度，且使用无赖手段逼他就范。村人理直气壮：“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这是古话。啥是好狗？咬狼的狗。啥是好汉？有情有义之人。一个人成了气候做了官该不该给家门户族给村上人帮点忙解点困？能帮解不帮解成什么人了？你也是念过书受过教育的人，你自个儿想去。”②显示了人情文化表面上含情脉脉，实际上包含着赤裸裸的功利，人情文化限制了个体的自由。现代化的推进给了他们把自己从这一人情网络中拔出来的机会，村中商人刘西奇更坚定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下的新的交往模式，即“市场经济一般要求剔除不平等的情感因素和人情关系对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的干扰，要求打破建立在血缘、情感、人情基础之上的狭窄的、封闭的传统日常交往，在开放的社会空间中展开理性的、平等的、契约化的非日常交往。”③刘西奇在帮过村子里一次后，就拒绝村人不合理的要求，村人也不再纠缠他。因为现代转型的乡村日常生活中还没有建立理性的、平等的、契约化的交往理念，所以这种人情关系网络在的乡村日常生活世界仍具有强大的力量，它制约甚至毁灭反抗的个体。如胡学文的《目光似血》中杨文广按照市场规则运行自己的菜站，希望和村人共同致富，却被村人认为忘恩负义：“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现在一门心思挣大伙的钱，谁心里不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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