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闻一多的变化，罗隆基、朱自清、吴轮晗等友人都曾不约而同地做过类似的分析。罗隆基当年说过闻一多有三变：从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主义变为30年代的书斋隐士，再变为40年代的革命斗士。
朱自清也谈到闻一多的三变：“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八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1948年开明书店初版）
吴晗说：“闻一多有三变，但他永远在进步，永远在追求真理，到美国求学时代，他学画、学文学，回国后他又以新诗人出现于文坛。中年转变方向，研究诗经楚辞，搞甲骨文，金石文，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再一变他不写诗了，也不许可他再做研究工作了，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民主运动。有人问他是否有第四变，他回答是不会变了，因为已经走上追求真理的路了。”“这个诗人、学者、教授被赶出象牙之塔，被赶到十字街头，到了十字街头以后，他走上为人民服务，领导人民斗争，争取和平民主的大路。”（吴晗：《哭亡友·闻一多先生》，1946年7月28日昆明《学生报》）
这些分析在时间的划分上，虽略有差异，但由诗人到学者到斗士的结论是一致的。在闻一多变化的每一个阶段，他与郭沫若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诗人时期，郭沫若几乎成了闻一多的“偶像”，无论是交友、写诗、出书、办刊，都与郭沫若比照：交友上，他要以“令人景仰”的郭沫若与田汉“缔交的一段故事”为榜样，“勇气”十足地和顾一樵等人订交；在写诗上，要“像沫若”一样，“雄浑、沉劲”；出书上，他的《红烛》“纸张字体”都要“照《女神》的样子”，尽快“送出去”，以便“叫响”自己的著作，“领袖一种文学潮流或派别”；在办刊上，要避免“寄上篱下，朝秦暮楚”，“湮没”个性，“急欲借杂志以实行”文学的“使命”，“以与《创造》并峙称雄”。学者、斗士期间，两人虽远隔千山万水，但精神始终联在一起，旗帜鲜明地相互学习、支持，共同创造。难怪郭沫若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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