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传》：
1938年上半年，姚雪垠一直在辛辛苦苦地奔波辗转。他从开封到南阳到徐州到武汉到竹沟再到南阳，餐不定时居无定所，又屡受打击情绪不佳，但为了负起鼓吹抗战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职责，也为了筹措来来去去的路费，他还是在武汉“两湖学社”那间东倒西歪的土房子里，用最快的速度写成了书信体通讯《战地书简》，交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单行本；又根据报纸资料写了一篇小说《白龙港》，登在了孙陵主编的《自由中国》上；而最重要的是，他根据在淮北前线与山东籍游击队员座谈的记录，用豫西方言一气呵成了一个短篇小说，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个抗日游击队员形象，取名《差半车麦秸》。
《差半车麦秸》完成后，姚雪垠有事外出，少顷返回后，看见于黑丁夫妇正拿着他的小说稿俯在桌上哧哧地笑，并坦言这篇小说的语言他们不喜欢。姚雪垠收起文稿，笑而不言。适有舒群新创《战地》一刊，致信姚雪垠邀稿，姚雪垠便把《差半车麦秸》寄给了《战地》。几天后舒群将稿子退回，说他“不打算发表它”。姚雪垠准备离开武汉，去向以群辞行时得到了茅盾先生正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的消息，便抱着碰运气的心态，将《差半车麦秸》文稿寄往了香港。
告别了武汉又告别了竹沟后，姚雪垠回到邓县住了十来天，于1938年5月下旬到郑州。在郑州住到7月底，又应邀同袁宝华结伴到舞阳，去组织召开“河南全省救亡青年代表大会”。大会到了三十几个县的代表，姚雪垠为大会贡献了《对于保卫河南的几项紧急建议》，起草了《河南青年救亡协会宣言》。他大声疾呼：“不愿做奴隶的中原儿女们，时机紧迫了，让我们携起手来，集中力量，齐一步伐，以铁与血回答敌人的疯狂进攻，保卫我们的父母妻子，保卫我们的家乡，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人类的正义与和平！”
“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总会设在洛阳。怕日寇渡黄河西犯致洛阳陷落，又在南阳设立了一个“豫南执行部”交姚雪垠负责，目的在确保万一总会不存而工作不止。代表大会结束后，姚雪垠徒步从舞阳回南阳。他走了整整四天，在一个细雨潇潇的下午赶到南阳平津同学会。进门刚坐下，便有朋友来传达喜讯——《文艺阵地》第三期上登载了《差半车麦秸》，茅盾先生还为之撰写了“编者按语”。
其后不久，数篇评论相继问世，异口同声肯定了小说的成功。其中最热烈的赞扬来自张天翼，他在《致文阵信》中说：“《差半车麦秸》写得真好，可说是三期来第一篇创作，也可以说是抗战以来的最优秀的一篇文艺作品。在文抗会的座谈会中，我提议每人把这篇读一读，预备下次开会时讨论。看到这样的文章真是愉快……”后来，小说被著名翻译家叶君健译成英文，发表在美国一家进步杂志上。再后来，苏联人罗果夫又把小说译成俄文，收入莫斯科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选》中。
欣喜与激动是必然的，但姚雪垠同时又很冷静很清醒，因为这成功并非天外飞来，而是他立志于此长期努力的结果。几年前，为改变“欧化文”当道的文坛现状，进步文艺阵营开展了一场关于“大众语”的讨论。讨论中提出了“手头字和口头语”问题。姚雪垠拥护讨论本身，但对其提出的用拼音代替汉字的主张不敢苟同。他没有参加讨论，却从讨论中受到了很重要的启发。他想，如果文章改用拼音写，就必须做到一听就懂，而且要读来顺口，听来顺耳。那么，不改拼音而继续使用汉字写文章，难道就不该追求这样的效果向这样的方向努力么？
姚雪垠认为，作为语言的艺术，“中国新文学曾走过差不多二十年的曲折路线，不是生吞活剥接受欧化，便是对旧文学留一道妥协之门。前者显示了中国新文化对于西洋资本主义文化的依赖，后者又表现了新文化仍多少受着封建势力的顽固影响”。他还认为，若不从上述二者的夹缝中冲出来，中国新文学就不会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难以有独特的风姿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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