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时，曹操兵寡粮短，处境艰难。然而，最大的危险并不在此，而是当时风雨飘摇的内外局势。袁绍陈兵官渡，曹操派到徐州去的刘备叛变，使整个豫州骚动不安。许、蔡以南的郡县都降袁绍，许都官员和曹军将领多同袁绍交通信息。关中诸将中立观望，首鼠两端。田丰说袁绍，刘备说刘表，劝他们乘虚袭许，孙策也在秘密部署袭许的兵力。而最让曹操担忧的是，士民纷纷向北流徙，汝南黄巾余众也在袁绍鼓动下反对曹操。没有叛变的郡县，都不敢向百姓征收赋税。在这种错综复杂而又干钧一发的形势下，如果后院失火，则将不战自溃，且再无立足之地。曹操深知这一点，所以打算撤回军队，镇压后方，但又怕一溃而不可止，导致全军瓦解。在这进退维谷的存亡之机，曹操终于决定借用世家大族的势力和影响来稳定后方。他派豪强大族臧霸带着自己的精兵回到青、徐，镇抚东方；派世族名士何夔作谯郡的城父令，陈群作鄣令；谯郡其他各县也都用素有声望的名士镇抚，从而安定了人心，解除了曹操的后顾之忧。没有战前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政治部署，宫渡之战是不可能胜利的。
以上分析表明，曹操尽管有过打击豪强世族的行为，但多是特殊形势下的权宜之计，而非一贯的、主要的政治方针。事实上，在东汉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一个军阀要想发展壮大实力，完成统一，都必须争取、依靠世家大族，曹操也不例外。建安十二年春，曹操下令日：“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②建安十二年，袁绍的势力范围已尽归曹操，北方的统一已基本完成，所以曹操大封功臣。然而，曹操在令中单独表彰“贤士大夫”，这是对以世家大族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的充分肯定和特别安抚，并表示了要继续笼络、依靠世家大族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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