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初制作高端人物访谈节目的时候，曾深受香港电台的《杰出华人》系列的影响。最富成就的人物，扎实生动的内容，有一定深度的对话就是我对节目的要求。头两年节目以“成功故事”为主，谁有名就采访谁，什么传奇就谈什么。慢慢地，开始不满足了。无论怎样传奇，无论多么重要，都不一定与你我相干。再说，新闻已经报道过，历史已经评价过，还要你再说一遍？面面俱到地报年谱，又能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呢？我苦恼着，一遍遍回放采访的录像，结果发现，那些经得起反复回味的片段往往与所谓的成功结果无关。它们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激动瞬间，不是艺术杰作被天价拍卖的屏息时刻，而是与过程相关的一个个困境，是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当事人的彷徨无助，以及在苦难中体味的细微温情，这些才是人性的相通之处，是大浪淘沙后留下的烁烁真金。
于是这以后的采访，我有意识地多谈“人”，少谈“事”，多谈“困境”，少谈“成功”，以期找到被采访人与观众的共鸣。当我问何时找回心灵的安宁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告诉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决定告诉妻子真相。真相给人自由……我从我的母亲那里学到了在逆境中生存的勇气。她常说，人生中不顺利是常态，顺利才是暂时的。”这世界上口才比克林顿好的实在不多，但我相信他的话语是真诚的。同样地，我能够体会成龙的真诚。他在我就“小龙女”事件旧事重提的时候说：“我真的一直防着我太太，因为我怕她把我的财产卷走，我一直只给她够用的零花钱而已……那一天，我给她打电话，没好气地告诉她我发生的事情，我希望她生气，希望她骂我，然后我就可以说，算了，离婚吧。但她没有，反而让我别管她，先去把别人照顾好。我傻了，真的傻了！后来，我就改了遗嘱，把财产的一半交给她，另一半捐给基金会。”我一边采访一边想：“可怜的女人，她本来就应该得到你的财产的那一半。”但我没忍心打断成龙的叙述，他的感动和他自我感觉的“慷慨”都是真实的。
有时，成功本身就是一种困境。近几年我采访的人士中有不少是我认识多年或曾经采访过的，如陈天桥、江南春。他们走过创业初期的艰辛与惊险，一步跨上纳斯达克的这匹快马，飞扬的股价、高涨的业绩使他们成为资本的宠儿。不过，还来不及高兴太久，这匹烈马就使出了顽劣的性子，它的贪婪、喜新厌旧和冷酷无情让人不寒而栗。
还有一种困境，叫万众瞩目。如陈凯歌、冯小刚，如妮可·基德曼、休·杰克曼。当初人们那个捧啊，曾经人们那个损啊，哪里有你辩白的余地？妮可刚踏人好莱坞，采访期间相传她不过是傍上了汤姆·克鲁斯，试图走捷径的美妞而已；陈凯歌拍了《无极》，故事的确牵强了些，受到揶揄后，用词也意气了些，谁料得到这引来山摇地动的“馒头”风暴，真能将人活吞了似的。人一旦受到过度的关注，就成了某种象征，周围人对他（她）的评价往往就夹杂了许多其他内容，当事人大概只有一边挨着，一边向上苍祷告。
比外界压力更难受的一种困境叫自我怀疑。哲学家周国平是位智者，就连他也逃不脱这种困境，甚至因为敏锐善感，他的痛苦比旁人还要来得更深切些。当他一个人被下放到偏远的小城，寂寞难当，他有理由怀疑自己是否会终老于此；当他高考返城，在婚姻之外邂逅爱情，他长期在责任和情感的选择中辗转难眠；当他心爱的女儿妞妞在婴儿期就被诊断得了绝症，他和妻子就不得不为保全女儿的眼睛还是生命而痛苦选择。这生命的难以承受之重，旁人又怎么体会？哲学，又如何能帮得上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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