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码它发明过一种跳，“阿细跳跃”这动作推广到全国的学校，作为一种健康的男女生露营时的集体舞。这种集体舞是男女生最可以接近的机会，手拉手，轮流向左右两侧有节奏地踢腿，想踢却又踢不着和我手拉着手的女生，整体看像绵延的n个小天鹅的纹样，我喜欢看穿裙子的女孩踢腿时的姿态，可她又去徒劳地踢她那一边的另一个男生——虽然这个部落不立文字，“这也是叙述，体操也是叙述”——于坚比划这些舞蹈动作说。叙述无处不在，但现在各地污染的天空已暗淡得足以让本地作家写作时将其忽略，由于环境污染，许多东西从文学中退却了，这也是造成新小说苍白的观察的原因吧。<br> “精神的洁净”与浑浊的实际环境无法共存，使庄严变得丑陋可笑。云南的天空尚能像个大眼睛姑娘让你无法忽略去写她。一定要写她。这里有个诗人最近写过：谈恋爱时，害羞的人说完了话，不是低下头，而是抬头仰望星空。<br> 昆明污染也在加剧，私家车数量激增，傍晚车轮卷起灰，大地被造物放弃，任人糟蹋。不过高原的风似乎尚能让云朵重新净化，仿佛有个清洗天空的过程，发生在昆明诗人竭力讴歌过的略干净的郊区，那是治理中的滇池，也是蔬菜基地、呈贡斗南的花卉市场。<br> 我记得2005年秋天这里房价暂时还不高——一个二三线城市如果房价如此，大概贫富差异不大，还无太多暴发户，也无太多赤贫者。长途车上，我确曾听见昆明的大嫂简短回顾她的一生：“这一辈子，不太穷，不太富，不太饱，不太饿……”<br> 这种不断修正的语气也许是这里人的习惯语法，无休止地讲一个琐事，藏着一种极强的“继续说”的能力：云南大学学生宿舍门前有条标语，写道：“要节约一粒米，一根线，一分钱……”——这是我在中国头一回看到带有省略号的标语——启发式的，而非命令。<br> 昆明郊外，老诗人邹昆凌的写生画里，塞尚“古老”的笔触凝固起来，并没有在他身上发展成塞尚之后的后现代，画中破碎的城市前景与优美的自然背景有着正常人的常识一般的调子，而老人本身也奇迹般地一辈子没有中断过读和写，这在必经文革洗脑的中国人当中已属罕见——<br> 他祖上殷实，可以不事产业，不需写诗出名。到文革，这地主家族据说因父亲和军队革委会的人有私交，才逃脱地主家族的杀身之祸——“这也是云南特色，杀起人来残酷，但地方上的土交情有时又温暖过革命”。<br> 透着明朗的乐感和处子的洁净，以及学天体物理的人模仿文科生写作时的骄傲，当然也少不了冷水浴一般地显示男子气概，时不时大吼一声，调动云南的大山大河。<br> 北京有诗人惊讶地向我打听：邹昆凌与米思及合编诗歌栏目的《滇池》杂志难道还在，这本杂志见证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海子等人未成名时总是成捆成捆寄来手稿……<br> 这个诗歌编辑部认为：诗歌编辑的作用在于让好的句子比诗人更早到达读者。<br> 在昆明邹昆凌是圈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这还体现在他是联结一切人的枢纽，大家都买他的账，其他诗人都只彼此爱或恨着同类某个很小的侧面，有些人甚至不能共处一席，一些年轻人能为好诗，但还不具备自我解释把事说清的能力，几句不和就会翻脸动手，也很是下得狠手。我想起菲利浦·福雷形容小林一茶之后的日本俳人流派：“在公共广场，各派纷争论战，暗地里却相安无事”，只是这次我很难分辨昆明这些诗人是否还有“公共人”的一面。或者这一切虚虚实实已经压缩到了狭小的饭桌中。<br> 当我在祥云，诗人洋子回忆当年与同学黑鸟、姚霏等在云大南门群殴，靠语言为生的人其实反而没什么共同语言。饭桌上各人肚里装满“自封的不可靠的知识”，谁也不比谁更有学问，谁也无法成为对方的知识，也因此，诗的才能最难学习和积累，它有它自己的命——灵感，人则因这偶然出现却又反复出现的东西耗尽了生命。诗人必须不厌倦地面对杂乱降临的灵感，就像记者不断拷问自己，中国地震你去过几回，同一种黑幕，你去揭过几回。<br> 祥云的洋子内心仍藏着疯狂，和昭通情绪不稳定的诗人樊忠慰相似又不同，樊是完全内化的木讷的人，甚至有点“圣愚”，洋子则是个帅哥，在当地中学任音乐老师，仿佛是某个偶像剧的主人公：但主人公规定不能离开县城范围，但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做任何疯狂浪漫的事……洋子与许多在偏远地方写诗的年轻人一样，靠互联网，反而对田园、乡土视而不见，追求最纯粹的西洋诗的境界，时而寂寞得发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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