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也发挥了重要的辅导作用。早在1952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成立了“工人文学写作小组”，并一直坚持两周一次的文艺学习和写作讨论活动。开始的时候，学员们只能写一些简单的通讯报道和快板唱词。后来经过专业作家和电台编辑的具体帮助，他们逐渐学会了写作生活小故事和速写等文体，而且创作出了一批比较好的短篇小说。比如，国棉六厂的唐克新，在1950年的时候，连通俗的文艺作品也不能完全读懂，后来却能够在电台编辑的帮助下，完成了近3万字的小说《古小菊和她的姐妹们》。亚细亚钢铁厂的丁承羽、国棉十厂的季金燧、启新纱厂的金云、申新六厂的成云雄、上海柴油机厂的费礼文、上钢二厂的胡万春、大中铁工厂的杜文川等人，无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出较好的文学作品。<br> 为了使辅导工作卓有成效地进行，辅导员们动了很多脑筋，比如说采取分阶段、抓重点的方法。在学习了有关语言的知识后，辅导员就发动大家“写话”。学习了“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以后，辅导员就布置“我写我”的任务。对工人作者的这些习作，辅导员们及时地加以小结和引导，提出修改意见。有些作品就这样在经过5、6次，7、8次修改以后，才变成一篇较好的作品。而工人作者的写作水平也就在这种学习过程中逐步地得到提高。<br> 国家级刊物《文艺报》对上海工人的文学创作也比较重视，在“十七年”时期共有专题报道、评介36次。<br> 但是，毋庸讳言，也有一些文学评论对工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人所共知，姚文元和徐景贤是“文革”中著名的帮派人物，“十七年”时期，他们就通过文学评论对工人创作进行误导。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