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萌（1949—2006），湖北省武汉市人。五十年代中，父亲曾卓被最高当局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家庭生活发生剧变。文革中，她和同伴以大字报的形式对当时的政权和时局发表了为主流意识断不能容的文章，遭到抓捕、审讯和监禁，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押送鄂西北的大山沟监督劳改。六年后终获平反。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欧洲文学史专业硕士学位，从事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研究。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4年，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所长、外国哲学重点学科带头人、研究生导师等。
    著作有：《升腾与坠落》《人与命运》《临界的倾听》《断裂的声音》《情绪与语式》等。主编《启示与理性》（三卷）和《独自》（二卷）。另有诗作若干篇。

    萌萌是一个普通的思想者，但她的逝去会让你产生一个时代已随她而去的感受。力图抓住那个在身边却又已远离的世界，将使一种写作成为悼念。
    《我的窗外没有风景》收录了其“我直观着我的黯淡”、“在期待的门槛上”、“我听一只手的低语”、“升腾与坠落”、“生命闪过了刃口”等文章。

　　萌萌生有二事欲诉诸文字，一日父辈因胡风而受难，二日我侪因文革而造反。二事未了竟撒手而去，呜呼，我复何信？
　　——陈家琪
　　萌萌想象的那个天堂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但别说想象和记忆是无力的，当它们变成文字，一种不是永恒的永恒就存在了。
　　——王鸿生
　　萌萌是一个普通的思想者，但她的逝去会让你产生一个时代已随她而去的感受。力图抓住那个在身边却又已远离的世界，将使一种写作成为悼念。
　　——耿占春

　　聆听的个人
　　也许可以说我们是天生为意义而活着的一代人。我们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希望、目的和意义。意即学习观念。当语言是一种先验性时，它其实就是一种观念语言。它用既成语言的方式强加给我们。我们更多地只是生活在时代流行语的框架中。
　　我们面对的往往不是语词，而是概念，是概念、范畴连带着的逻辑框架及其有着逻辑关联的观念表达。它使人一爪落网、全身被缚。它总是普遍者或准普遍者。
　　强调语言不是先验性的而只是先在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即是强调对普遍者或准普遍者的瓦解。强调从范畴、概念回到字、词、句子。在这一前提下，语言的生动性，语言切近着语言本性的生机勃勃的生动性，才是可能的。
　　语言的生动性只属于聆听的个人，是个人当下的生成着的语言事件，它既是灵性的，也是神性的。它一定直面着界限，一定在语言转换的临界点上，而不可能一般地、现成地存在于公共语言所带出的人们已熟知到成为常识的观念中。
　　撇开观念的既定意义，当然也撇开一词一物相对应的实指意义，语词和语句的意义只和语境相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人在世界中即在语言中，归根结底是在语词、语句和语调敞开的意义中。星星不在天上而在你的公式里——马堡学派的这句名言可以作一种彻底的理解，即没有语言我们可以说一无所有。但对于在超验背景下的经验的个人，只有语言同样也是一无所有。这里的“语言”，前后并没有作任何置换，它就是指的公共语言。语言悖论由此而来。它可以概括地表达为：
　　公共语言是我的存在；
　　公共语言不是我的存在。
　　这里的“我”只能在个体生命、个体言说的意义上成立。换句话说，“我”在这里只可能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它天然地坚持着一种非普遍者的立场。
　　我不得不这样艰难地、变换着各种角度或各种表述地来表达一个或许比普遍性、普适性更为虚幻的问题，甚至并不是为着理解。
　　我几乎是直观着自己的黯淡。
　　我只知道我不能也无法回避语言问题，它至少对于我是真实的。
　　在爬石人山的途中，在平顶山的讨论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时，我曾说出了许多年来我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仍坚持的信念：
　　人和人几乎是无法理解和沟通的，但当我面对着你时，我仍然相信——
　　我信！
　　我们想这样告别二十世纪
　　之所以觉得“随感录”还可以拉长——带人事件、氛围和语境变成“随笔”，只是从文体上考虑到后者比前者更切近“随感录”视为生命的题旨——坚持个体性的表达。
　　它不以普遍性为标准。它才能在这块土地上创造自己的读者从而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读者群。
　　普适性如果长期以来曾是人们追求的标准，那也只不过是人为的虚幻罢了。普适性的前提是真理的化身或真理的代言，而个体的生命早已在真理的笼罩下消失殆尽。平凡的个体难道能假真理之名要求人们丧失个性的普遍认同么？那未免太夸张了。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已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换一个角度，我们早已失去了任何许诺，惟其不再有任何许诺，不再有终极根据作为保障，个体的生命连同个体生命注定了的边缘性存在才不再会落入一表达就立即上升为普遍原则的虚幻，存在或生存才不再因普适性而变为价值，最高价值亦不再可能成为最高尺度裁决一切存在者。
　　许多年来，与其说我在学哲学，不如说我是被我问题追逼着，问题一旦出现，以至正常的生活及其表达就一下子被置于审视的眼光下，激情乃至诗意不再有所附丽，除非这激情与诗意被问题的力量穿透成为思本身。它一定是超出常规的，它一定直面着界限，它一定在语言转换的临界点上，它并不纯然在公共语言所带出的人们已熟知到成为常识的观念中。
　　实际上，我们想做的工作非常平凡，即把语言的先验性，还原为语言自身。所谓语言的先验性，即已化为具体语言形式的概念、范畴、逻辑框架以及它们作为常识的世俗表达，只有将它们还原为字、词、句子，语言的生动性——在语言本性的意义而不是修辞学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语言的生动性只属于聆听的个人。是个人当下的、生成着的语言事件，它既是灵性的，也是神性的——我们这样告别以逻各斯、以必然性为中心亦即以中心为中心的二十世纪。
　　个体的生命存在只能是边缘性的存在，我的题目即——在边缘。
　　取这样一个题目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即我是女人，在这个以男人为尺度的世界，女人从来都是边缘性的。我要做的，是以边缘性的表达给这边缘性以一种直接的观照。
　　我的窗外没有风景
　　我没有及时给你回信，因为读过你的“读珂勒惠支”的随笔后，我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好”或“坏”字来概括我的感觉。
　　随笔的第一段已使我感动。紧接着的文字，竟然就像是珂勒惠支的雕刀，以一种特有的节奏舞动着，直抵我的内心，给我一种尖锐的快感。“雕刀之下没有风景”——这是一句准确的表达——我因而喜欢珂勒惠支，她的原色版画从纷繁的色彩中退隐下来成为我童年最沉稳的记忆之一。我喜欢原色集聚的近乎悲怆的单纯。一如你说，她的版画制作传递出了“一种品格，一种气质，一种如暴风雪驰向大旷野般的强烈的凄怆的诗意”。
　　我曾经梦想成为一位革命者——我有多少同龄人曾这样梦想过——那时我并没有真的经历苦难。也许正是俄国文学的熏陶，是俄罗斯的草原、白桦树林、倒映着星光的闪亮的河流以及一切能与大地相关联的东西沉积到我的心底，成为一种终生不能褪去的背景，一种母性的、包容性的情怀。它并不关注对象，它没有对象性的意识，它甚至就只是一种朦胧的、自我感觉着的献身的热情。它曾整个为革命所鼓动，在革命成为时髦的年代。但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社会动荡中尖锐化的各种问题，使我渴望能像革命者一样有着自我承担的意志去承担超出平庸的尖锐和敏感。
　　后来有一天，背景竞走向前台。在鄂西北大山区，和山和石头和花柳树林和清澈见底的溪流终日相伴，但我眼里没有风景。那时，我的周围是中国的一方面善良得懦弱，一方面又聪明得甚至充满狡计的农民，那时我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带着“文革”浩劫后的苦难的记忆去体会麻木的苦难，我才懂得，苦难最重要的还不是外在的困境而是麻木，是自己对自我选择和承担的剥夺，是没有个人气质因而无所谓生命感觉的委顿，也许它们淹没在平常平静的日子里，但惟其因为这种平静得不动声色的淹没，才有着触目惊心的意义。
　　许多年过去了，一张书桌成为我的生活空间。窗外没有风景。你到过我的家，但你还没来得及注意到我的窗外，隔着一层玻璃，我的窗外永远是灰扑扑的、拥挤得琐碎的大街和彼此并不需要沟通和交流的忙碌的城市居民，连在夜色里美丽的法国梧桐，也蒙在灰尘中，甚至它也在制造着灰尘。我的窗外没有风景。
　　当心宁静的时候，当宁静成为心灵窗口的时候，自然才是可亲近的。这时从玻璃上反射着滑落的一抹夕阳，一枝跳入视线的吐蕊的新绿，甚至小路上不知名的杂草，甚至不期然地打湿衣襟的雨滴，都能成为不是风景的“风景”。它们以单纯的姿态打动你，使你惊异于自然的和平、宁静，它们没有外在于人的观赏的距离，毋宁说，它们都是灵性的，就栖息你心灵的窗下。你难道不应该静下心来听它们无言的诉说么？
　　我喜欢读画，但并不真的懂。我对画总有一种新奇的神秘感，无论后现代怎样把架上绘画变成装置，绘画本身的色彩、构图和画面上流动的光影总使人惊异。它们是在倾听的心灵中复活的大自然的语言。画家笔下的风景也好、静物也好、人体也好，都已经是一种表达，它们超出画家的意向，也超出对象本身固有的属性，而是生命感觉凭借媒介语言的一次即兴的复活。这语言媒介绝不是人可以为所欲为使用的工具，它是媒介着自身的语言，是在聆听中物性的自我显示，是人和物的交流。人不再是唯一的根据，因而人不是中心，因而任何人都不能假真理之名凌驾于他人和他物之上。
　　我们有不可泯灭的苦难的记忆，我们因各种原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沦为语言的工具、物的工具，我们往往不由自主地被改变处境的目的所钳制，而无暇去想这目的本身会有多少附加条件。
　　在某种意义上，艺术是最没有外在目的的，艺术不能“控告”、“呼吁”，不能解放人民。艺术像上帝一样只救赎那些能自救的人，这是一个敞开的秘密，在奇迹发生的那一刻，在生命感觉凭借媒介语言复生的那一刻，生命才是弥足珍重的。
　　对艺术不能批判。赝品不是艺术，因而对赝品也用不着批判，原冈是它无法打动人，因它唤起的回忆而惊叹除外。至于强加给人的意识形态，无论取什么样的手段、形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不知道我究竟说出了一点什么没有，近三十年过去了，罗莎的一句话仍像三十年前一样使我动心：“不论我到哪儿，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都会和我同在。”我早已远离了渴望成为革命者的年龄，但那在激情中生长出来的问题仍是生长着的，它们造就了我的个性、气质和我的个体生命存在的方式。
　　……

序  作为风景和作为著作
第一辑　我直观着我的黯淡
聆听的个人
我们想这样告别二十世纪
我的窗外没有风景
疼痛是不能分担的
黑夜中的喃喃自语
在语言和时间的断裂中
我能说我是一个谜么
我体验了某刻的坠落
反省自己的不完整
为浪漫的宫廷色彩送葬
我和声音纠缠不清
用祈祷将自己变成石头
人在邂逅中的机遇
我的学术背景
尾随与溃逃
选择的边缘化
第二辑　在期待的门槛上
真正的期待是无语
人能守住一个等待么
肉体恐惧导致的灵魂背叛
命运脱掉了神圣的外衣
在期待的门槛上
不幸与不幸的区分
中介的挚爱
他消失在黑暗里
柔和而温馨的氛围
用灵魂将女人从熟睡中唤起
日常悲剧比冒险事件更真实
第三辑　我听一只手的低语
俄罗斯诗篇与理想的荒凉
我听一只手的低语
“七月派”诗人的苦难
阳光下的秘密
走向海
一种不能忘怀的经历
世俗的承担与“不敢”的限度
重要的是“我能”
时间·梦·真实
第四辑　升腾与坠落
我着迷于属于我的问题
女人是男人心中袒露的秘密
男人和女人纠缠的命运
被死亡所洞明的性爱
爱原本是平凡的梦想
在时间中沉浮的生命
欠缺是人的生存方式
第五辑　生命闪过了刃口
女人是什么，能是什么？
爱与死
生命闪过了刃口
在逻辑和想象的背后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