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五月，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长沙又发生马日事变。不久，武汉国民党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记得在军队方面的有“共产党退出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人员不准召开会议和必须受军事指挥人员的指挥”等，这样，共产党员被逼迫退出军队，各处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屠杀。
当时我在唐生智部三十六军任营党代表。部队正沿京汉路由河南撤回汉口。我得到消息看情况不好，就连夜趁机逃走。这时，沿线已被反动军队控制，各站都在盘查。
到了广水，天墨黑，盘查的士兵没有发觉我。
我曾在广水铁路工会做过群众工作，认识不少工人。我便打算去工会。路上远远地看见几个工人提着马灯朝车站这边走来。走近时，一位认识我的司机立即招呼我，惊讶地问道：“你还没有走吗？”
“刚从柳林逃到这里，想回汉口，特意来找你们。”
“往南开的都是军用车，恐怕坐不上。”他有些为难地说，其他几个人也都锁紧眉头，面面相觑。我看他们有难色，就说：“那我就走小路吧。”
“那还行？沿路都在查，步行很靠不住，再说，那要走多久呀！”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大悟似的说：“单开车头出去！”
这话顿时提醒其他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对，就这样干！既秘密，又快。”
我激动地说：“太谢谢你们了！”
时间已经是午夜，初夏的夜风还是透凉的。几个人急急地向车站走，都觉得有种神秘的紧张的感觉。“呜——”的一声，车头飞也似的开出了广水。
车头在黑夜的平野上疾驰。我想到，做政治工作的不让带兵，现在被人撵走、受迫害，连性命都难保，心里非常气愤，如果我们掌有兵权，哪有这样容易离开部队的？
快到花园时，车停住了。那位工人同志好像很抱歉似的对我说：“再不能往前开了，午前我们要赶回去。你一路小心吧！”我点点头，跳下车，说了声“谢谢”，就和他们分手了。
我回到汉口，找到组织，诉说逃回的情景。我对陈独秀政治右倾的做法非常不满。真担心国民党右派一旦叛变，我们将处于无力抵抗的危险境地。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武汉实行封锁。广东军阀封锁了粤汉路。长江航运被四川军阀杨森封锁。市面上一些资本家及奸商故意罢业，停止贸易。七月十五日，武汉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展开大规模的屠杀。面对着这种局势，我既焦急又气愤，心想，革命非要有武装不可，我一定要拿起枪来战斗。
经刘力劳同志的介绍，我在贺龙部的特务营当副连长。这个连有一百多条驳壳枪。抓住了枪杆子，我心里着实高兴。以后，我怀着极大的热情随部队到南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
起义后，部队南下向广东进发。八月六日，最后一批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卫戍司令彭干臣要我留下，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并设法与袁州（现为宜春）毛泽东同志带领来参加起义的一千多人取得联系，同时，交给我一封给省委的信件，他们就走了。
送走他们回来时，已经是深夜一点多，我将亟待处理的事情办完，东方已渐薄白，鸡啼四遍。我卸去武装带，想眯一会儿，外面就跑进人来，气喘吁吁地说道：“副官长，敌人出来了，省政府被包围了，赶快走吧……”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外面“叭——砰”的枪声。我没有料到潜伏的敌人会出来得这样快，就急忙穿上便衣，往大门口走，迎面就碰上敌人持着枪从街上跑来，冲着我问：“喂！里面有人吗？”
“有！”说完我就往街里走，其实里面早就没有自己的人了。
一口气我就跑到西大街光亚瓷器铺。那是一座小店房，我认识店里两个店员。他们是同情共产党的，店里刘老板也见过几面，是个心地善良的中年人。
大家都生怕敌人发觉我。上午，几个人分头出去打听消息，一会儿回来说：“街上已经戒严，在挨户搜查！”我正在思量，老板娘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搜到隔壁来了，唐先生，怎么办呢？”这爿小店只有一楼一底，要藏是藏不住的。我便往楼上去看看，见一个大座瓶，足有四尺来高。真是急中生智，我把这大座瓶放倒，先将脚伸进去，然后缩进身子，满满地装了一瓶。刘老板急忙把瓶扶起，顺手往瓶口上盖了一顶破草帽。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来，接着就听见刘老板赔着笑招呼：“老总，请检查，我们这里没有别人。”
“没有共产党吗？”
“没有，唔，老总！”
敌人的脚步声听得很清楚。忽然，“咯噔咯噔”的皮靴声踱到瓶边来，我顿时全身一阵滚热。谁知，“咯噔咯噔”地又走远了。他们来回地踱着。我心里又紧张，又愤恨。直到听见下楼的声音，我才松了一口气。敌人最后警告了一番才扬长而去。
一连三天紧闭城门，戒严搜查。城内的情况我了解了，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不能久留，便打算出城赶部队，我跟他们商量。店员路不熟，搔着头在想办法。半天，刘老板皱着眉头说：“路是有一条，恐怕你不能走。”我坚决地说：“只要能出城，什么路不能走呢？！”
“从阴沟里爬出去。”
“行！”我就决定这样走。
店员们凑了几块钱给我，又送了我一套衣服。半夜，刘老板便领着我钻进阴沟。
夜黑黝黝的。沟里的污水半尺来深，臭得人恶心。刘老板打着手电，忽明忽灭。两个人都憋着气，半句话也不说，躬着腰一步一步地走着。走了约莫半小时，走到了城墙外了，趁天亮前的一阵昏黑，我们安然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在离城三十里刘老板的老家吃完饭，我换去一身脏衣服，说了些感激他们帮助的话，就和他告别，向抚州走去。
只我一个人了，去哪里呢？路既不熟，土匪又多，而且周围都是敌人，封锁得很紧。难道革命就失败了吗？不，不可能！海陆丰有我们的队伍，湖南有我们的武装……还有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们！在未死以前，我还是应该想办法找党，找队伍。
空着双手，赤着脚，我不敢走大路，只沿着路旁的田埂走，身上分文没有，饿了就向小摊上要点残食充饥；晚上就露宿在甘蔗地里。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浑身都是一股热酸气。这样走了三天。
第四天，我走在一个旷无人烟的大坝子上。太阳已经靠在西山顶了，现出半天晚霞。我还是早上吃了东西，现在肚子里“咕噜咕噜”地直叫。我在小沟里掬了几口凉水喝，继续走，希望能看到一家农户，要点饭吃，在屋檐下蹲一宿，明天就可以到潮阳城。据老乡说，离潮阳城只有三四十里了。
太阳消失在群山的后面，时近黄昏，眼前是一个大湖沼，远远的山，平静的水被落日染得一片通红。转过一垄甘蔗地，见一个五十岁开外的放鸭的老汉正在把鸭群往竹棚里赶，一只小船泊在湖边，船上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正在淘米。看见他俩，我心里好像有些着落，就在湖边坐下来。等老汉将鸭群拢在竹篱笆内以后，才上前和他打招呼，向他说明我是二十军的，被打散了，想借住一宿。他听我说是二十军贺龙部队的，用善良的眼光上下打量我一番，大概见我还有学生的模样，问道：“你是读书人吧？”
“是呀，在军队里当文书。”我这样回答，既不暴露身份，又合他的臆想。
他点点头：“好嘛，你坐下来歇歇吧。”然后在临时垒的土灶前，一面加柴火，一面又对我说：“现在路很难走呀，土匪很多。”
“不瞒老伯说，我的钱全给抢光了，只剩一个光身人啦！”
他很同情我的遭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个年头，你是过路人，有钱不要放在身上，埋在地里。在村里找上一家人，把一点钱给他，请他搭救你。等风声好一点，就把地下的钱挖出来，再拿一些谢过他，他就可以送你出去。不这样，你有钱命也难保。”他说得很友善。我相信这是他饱经风霜得来的经验。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