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多年考古的经验，他很快判明了这批藏书的价值。最初，王道士将一捆捆的手稿运到了藏经洞外的一间密室里让斯坦因和蒋孝琬在那里挑选。因为无人发现，他便大着胆子让他们将经卷带回自己的帐篷去挑选。由于斯坦因不懂汉语，他挑选的重点放在了有神幡绘画的经卷上。这一次，斯坦因只付给王道士40块马蹄银，却拿走了满满五大桶的石室藏物。四个月后，他们又回到了敦煌，从王道士手中无偿得到了二百捆手稿。斯坦因仅付了130英镑的税款，便将这批无价之宝顺利的运回了英国。从此以后，王道士盗卖石室文物的胆子更大了。<br> 敦煌遗书的最大劫掠者，是法国人伯希和。他于1908年来到了中国，以一笔捐助为诱饵，便得到了王道士的允许，轻易的进入了藏经洞中。伯希和是一个著名的汉学家，他熟悉十三种语言，并精通中国的史料学、目录学和历史地理。因此，一进入藏经洞，他便意识到了洞中文物的价值。在藏经洞昏暗的烛光下，伯希和工作了整整三个星期，凭着他丰富的汉学知识，对每一件藏品进行了认真的挑选。最后，他仅以五百两银子，便换走了大约六千余件精品。由于伯希和精通中国文化，因此，他劫掠的这部分文物，是藏经洞文史资料中价值最高的。<br> 从1906年起，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同俄国、日本等国的劫掠者们，通过各种手段，先后劫取了藏经洞出土的绝大多数文献。直到1909年，伯希和携带少量遗书从河内到北京修裱，在六国饭店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展览会，内地的中国学者才知道敦煌有这一重大发现。他们大为震惊，立即上书官方，要求政府保护遗书。清政府这时才电令敦煌地方当局封存洞内剩余古物，严禁外运。1910年，在外界的压力下，又命令甘肃学台将洞中残卷运到北京，移存京师图书馆。但起运之前，王道士又私自窃走了许多卷子；运送途中，各地大小官僚又层层劫掠，当剩余的卷子运抵北京时，已经所剩无多。而负责接收工作之人，又将其中的精好卷子悉数劫掠。这些劫掠者为了掩盖他们的丑行，还将较长的卷子一拆为二以冲其数。因此，当这批卷子移藏京师图书馆时，所剩还不到原来的五分之～②。这批珍贵的国宝就这样被这些贪婪的劫掠者们大大的破坏了。对后人来说，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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