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现代性的复杂面向以及识者的洞见与不见,有关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探讨,业已成为隆重而热烈的话题。尽管论者往往以五四为依归,将彼时新文学树立为现代文学的典范,虽不免令人有独沽一味之叹,但随着李欧梵等人对中国现代性“颓废”面向的重新挖掘和阐释,此类探讨诚也是多声复义、众声喧哗。单以李欧梵先生而言,他揭露五四新文学的话语霸权,表彰颓废文学的现代意义,其志并不在于为颓废文学翻案,何况在这“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时代,此举显然已不合时宜,而在于矫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线性叙述,重写现代文学真相的种种拟态。尤其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一文中,李氏以“颓废”为关键词,勘察了中国文学谱系中“颓废”面向的播撒痕迹,并将此种现代性在五四新文学中的遭遇(被压抑)视为西方启蒙思想进步观的促逼,“我认为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对时间观念的改变,从古代的循环变成近代西方式的时间直线前进——从过去经由现在而走向未来——的观念,所以着眼点不再过去而在将来,从而对未来产生乌托邦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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