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为了克服自己不愿意认同的倾向而过分强调了一种西方与中国的对立,如果会引起这样的误解,那么我就得赶紧说明,我之所以在“现代意识”前冠以“中国”一词,是凸现身处中国自身的历史情境之中的中国主体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反应,而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所谓中国自身的问题、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都已经不可能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内部的问题,而必须在世界格局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因此,中国现代意识并不是一个和西方现代意识相隔绝、相对立的概念,它接受西方现代意识的启迪和激发,同时它更是从自身处境中生成、并对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构成重要意义。简单一点说,屡屡出现的“自身”这个词,其实是坚持和凸现中国主体性的存在。拒绝接受外来事物和思想固然可怕,因为这会遏制主体继续生长、变化的可能性;可是在外来新奇的事物和思想中丧失主体性也同样可怕,因为在外力之中消亡和由于自身活力枯竭而消亡同样是消亡。接受和产生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代意识,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主体;而且我们知道,统称的西方现代意识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其实也是多个国家和地区、多种民族和语言的意识主体和文学主体的组合,既没有统一的西方,也没有抹平了差异性的西方现代主义,从地理分布上讲,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彼得堡、芝加哥和纽约、巴黎、伦敦,各有各的现代意识和现代主义①,它们的相通并不遮掩它们的差异,更不取消它们各自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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