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诗运动上探我国诗体演化的轨迹<br> 一、新诗运动的回顾<br> 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诸人已在力主变法以救亡图强的同时举起一面“诗界革命”的旗帜,但无论从梁启超所提出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④这一纲领性的要求看,或是从夏曾佑、蒋智由、谭嗣同等人当时所写、后来被梁启超认为“诚可发笑”的那些“捋撦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诗”⑤来看,实不足以称为“革命”。一些专论和文学史推黄遵宪为“诗界革命”的“杰出代表”,但他本人在1920年致严复的信中以为文界“无革命而有维新”。其主要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与朗山论诗》、《与梁任公书》及《杂感》诗中阐述的诗歌创作主张,只是吸取了古代诗论的部分精华;其创作实践则深得力于汉、魏乐府及杜、韩诸家以成其汪洋恣肆的风格,而并无“革命”成分。如果循名责实,可以说,“诗界革命”是有名无实的,而这却是我国诗歌的发展行将进入一个变革时期的前奏。如朱自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的导言所说,“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br> 的影响”。<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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