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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斯堡灰阑记
三十年战争时期，有个叫辛格里的瑞士新教徒在莱希河边的自由城奥格斯堡开了一家制革厂，附设一家皮革店。他跟奥格斯堡的一个女人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当天主教徒向这个城市开进时，他的朋友诚心劝他逃走，但是他已有了家累，又不愿扔下制革厂不管，所以没打算逃走。
这样，当皇帝的军队进入城市，并在夜间开始洗劫的时候，他只好藏在院子里一个贮存颜料的地窖里。他的女人本应带小孩逃到郊外的亲戚家里去，但由于忙于清理她的衣服、首饰和床褥，耽误了时间。当突然看到一群皇家士兵冲进院子时，她失魂落魄地从后门逃出了庄园，什么东西也没带走。
所以那孩子也留在家里，他躺在大厅的摇篮里玩着木球，球用绳子挂在天花板上。房子里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仆，她在厨房里忙着清洗铜制厨具，听到弄堂里传来喧闹声，她冲到窗户前，看到许多士兵从对面房子二楼把各种战利品扔到弄堂里。她跑回大厅想把孩子从摇篮里抱出来，这时听到沉重的敲打栎木大门的声音。她在慌乱中飞快跑上了楼梯。
大厅挤满了喝醉酒的士兵，他们把一切砸得粉碎。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一个新教徒的人家里。也许是奇迹，在搜查中女仆安娜居然没被发现。之后，这伙人撤走了。女仆从藏身的柜子里爬出来，发现大厅里的孩子也安然无恙，她急忙把他抱在怀里，轻声走到院子外面。已经是深夜了，但附近有幢房子在燃烧，光亮照亮了这家院子，她惊恐地看到被残暴处决的主人的尸体，这是士兵们把他从地窖里拖出来活活地打死的。
女仆现在明白，假若她带着这新教徒的孩子在街上被抓走，她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她心情沉重地将他放回摇篮里，给他喝了点牛奶，摇着他睡着了，然后上路去她姐姐的那个城区。晚上十点钟由她的姐夫陪同，穿过庆祝胜利的喧闹的士兵，去拜望城郊的辛格里夫人，那孩子的母亲。他们来到一幢高大的房子前，安娜敲着大门，半晌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小老头，辛格里夫人的叔叔，从门缝里伸出头。安娜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说辛格里先生死了，那孩子还待在房子里，老头睁着滑溜溜的小眼睛看着她，说他的侄女已不在这里，他自己跟新教徒的私生子无关，说完就关上门。离开时安娜的姐夫看到，有扇窗户的窗帘动了一下，他确信辛格里夫人一定在，她竟抛下自己孩子而不感到羞愧。
安娜和姐夫一声不吭地并肩走着，良久，安娜说，她想回到制革厂去接那孩子。她姐夫是个老实正派的人，吃惊地听她说完，试图说服她不要冒这个险，她跟这家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甚至没把她当人对待过。
安娜静静地听他说完，她口里答应不干不理智的事，但心想一定要尽快到制革厂去看看那孩子是否出事。她打算一个人去。
她照她想的做了，在洗劫过的大厅里，那孩子安静地躺在摇篮里睡着了，安娜疲惫地坐到那孩子身边，注视着他，她不敢点灯。附近的房子仍在燃烧，借着光她可以清楚地看见这孩子，孩子的脖子上有一块微小的色斑。
很长一段时间，也许过了一个多小时，女仆一直看着孩子均匀地呼吸，吮吸他的小指头，这时她意识到她坐得太久，看得太多，已不忍心扔下这孩子一个人走。她慢慢地站起来，小心地把孩子包在亚麻布被子里，抱起孩子离开院子，她不时胆怯地环顾四周，像做了亏心事一样，贼似的溜走了。
两周后，她跟姐姐、姐夫商量了许久，把那孩子带到乡下，一个叫格罗斯艾廷根的村子，她哥哥是那里的农夫，农庄属于他妻子，他只是倒插门。事先他们约好只告诉她哥哥那是谁的孩子，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年轻的农妇，不知道她是否愿意接纳这样一个危险的小客人。
安娜中午时分赶到村子，她哥哥、嫂子和雇工们正要坐下吃午饭。他们待她还算热情，但是她看了嫂子一眼，便说这孩子是自己的。她解释说自己的男人在很远的村子里的磨房里干活，她和孩子几星期后将去那里，这时农妇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那段孩子也得到应有的夸奖。
下午她陪哥哥去树林里拾柴。他们坐在树墩上，安娜把真相告诉了哥哥，她看得出，哥哥对此事感到为难，因为他在这个家里的位置还不牢固，他称赞安娜在他妻子面前保守秘密。显然他不相信他年轻的妻子会宽容这个新教徒的孩子，他希望一直这么瞒下去。
但长期隐瞒可不是件易事。
收割的时候安娜也帮忙，别人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从田里跑回家里去照料“她的”孩子。小孩子在长大，长得胖胖的，一见到安娜就笑，努力地想抬起头来。
冬天来了，安娜的嫂子开始打听她的男人了。
安娜待在村子里，可以帮上点忙，没有人反对。不妙的是，邻居们总是奇怪那小孩的父亲从来不来看他。假若安娜不能让他们看到那孩子的父亲，闲话就会在整个村子传开。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农夫套上马，叫安娜一起到附近一家村庄取一头牛犊。坐在嘎嘎作响的马车上，哥哥告诉她已经替她找到一个男人，是一个病得快要死的雇工。当安娜和她哥哥站在他低矮的茅屋里时，这个男人躺在肮脏的被单里，无力抬起他的头。
他愿意跟安娜结婚。床的一头站着一个皮肤发黄的老女人，他母亲。她应从安娜那里得到一点报酬，因为他们给安娜帮了忙。这笔生意不到十分钟就成交了，安娜和她哥哥继续赶路，去取那头牛犊。他们的结婚仪式是在周末举行的。在牧师举行仪式的时候，这病人呆滞的目光连看也不看安娜一眼。她的哥哥毫不怀疑，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得到死亡证书。安娜的男人，也就是小孩的父亲应该在去看她的路上，死在了奥格斯堡附近的一个村庄上。这样寡妇待在她哥哥家里，也就顺理成章了。
安娜高兴地从那奇怪的婚礼上回来，这婚礼既无教堂的钟声也无铜管乐，既无伴娘也无客人。她在饭厅里吃了一块带一片肥肉的面包作为这婚礼的美食，然后跟哥哥走到放孩子的箱子前。这孩子现在有名字了。把床单塞紧了些，她朝哥哥笑了笑。
死亡证明书却迟迟未到。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老女人没有送来消息。安娜在村子里解释说，她男人正在来的路上，现在若有人问她，她就告诉他们他在哪里，可能是厚厚的积雪使得旅行变得困难。这样又过了三个礼拜，她的哥哥怀着不安的心情驾车去了奥格斯堡附近的那个村子。
夜深时他回来，安娜还醒着，当她听到院子里的嘎吱声时就跑到门口，看到哥哥动作缓慢地卸下马套，她的心揪紧了。他带来了坏消息。当他走到茅屋时，看到那个原以为快死的男人坐在饭桌边吃晚饭，只穿件衬衣，两个腮帮子不停地嚼，他又完全康复了。
哥哥往下说着，没有看安娜。那个雇工，他叫奥特赖尔，他的母亲看来对这种转机同样感到吃惊，对以后的事还没有主意。奥特赖尔没有让人产生不愉快的印象。他说话不多，但当他母亲抱怨他以后要为一个不想要的老婆和孩子操心时，他示意她不要说了。在整个谈话中他不紧不慢地吃着他的乳酪面食，哥哥走时仍是这样。
接下去的几天安娜自然很担忧，干活之余她教那小男孩走路。当他松手放掉捻杆伸开双臂踉跄着朝她走来时，她强忍住一阵抽噎，接住他，紧紧地抱着他。
有一次她问哥哥，那雇工是什么样的人？她只见过他躺在病床上，而且是在晚上，只有微弱的烛光照着。现在她知道，她男人是一个被劳动榨干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如同每一个雇工。
不久她就看到了他，一个小贩子经过极其秘密的安排之后告诉她，有“某位她的熟人”想在某天某时某村一条通向兰茨贝格的路上跟她碰面。这样这对夫妻就在两个村子之间的白雪皑皑的原野上碰面了，如同古代两个摆开阵势的将领一样。
安娜不喜欢这个男人。
他有着灰色的牙齿。尽管她裹在厚实的羊皮里从外看不出什么，他还是从上到下打量着她，说什么“神圣的婚礼”之类的话。她干脆地告诉他，她还要把所有的事情重新想一遍，他应该托某个路过格罗斯艾廷根的商人或屠夫带个消息给她嫂子，告诉她，他不久就会来，只是在路上病了。
奥特赖尔从容地点了点头，他比她高出一个头，在她说话时总是看着她的脖子左侧，让她恼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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