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的特区家庭
在深圳的大龄单身女子群落中,还有一支特殊的人群,这支人群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管幸福与否,她们在特区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家庭,只是后来又由于种种原因家庭解体了,老公离她们而去后,她们便步入了大龄单身女子的行列。
造成特区婚姻裂变的原因固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归纳起来主要还是由于“男人花心”或“性格不合”或“性生活不和谐”等原因所致。
记者在深圳市特区女性研究会采访时,会长赵慰杰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姓崔的女性打电话给她,说是有事一定要和她谈谈。于是她们俩相约在荔枝公园见面。
见面后,两人落座甫定,崔女士已是未语泪先流。她说:“我为他牺牲太大了,我与他结婚时,我还是个20出头的姑娘,而他已经离了一次婚,并且有了一个年幼的女儿。”为了这个家庭有一种更和谐的气氛,崔女士宁愿不生育,而把男方的女儿当做亲生的一样来抚养。“现在,女儿都9岁了,我们母女关系非常好,我丈夫却又把眼睛盯在外面,最近他已正式跟我提出离婚。”
至于离婚的理由,那男人是这样对崔女士说的:“若论性生活,我恐怕再也找不到像咱俩这么好的了。你是好人,我承认,你对女儿很好,我很感激你。但深圳这地方,给我们男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是男人哪,当然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你别怨我,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这是性别的悲剧,谁让你是女人了?”
赵慰杰对记者说:“男人有了这心,有了这种认识,只能给女人和家庭带来悲剧。这种男人的特点是'骑着马找马',说到底就是'花心',是道德沦丧。”
类似崔女士这样的家庭悲剧,在深圳可以说屡见不鲜。因此深圳的女性最怕男人“花心”。在深圳市婚姻介绍所里,记者看到,一些女性在填写“要求对方条件”一栏时,除了“有责任感、有家庭观念、感情专一”外,甚至直截了当地写上“花心者免谈”、“最讨厌寻花问柳的男人”等等话语。
30岁的朱小莉个儿不高,但聪明、漂亮。记者是在深圳市婚姻介绍所里遇见她的。
朱小莉说,她这已是第二次进入婚介所了。5年前,也是在这里,她结识了前夫卫国。那时,她和深圳许多别的女孩一样,把经济条件放在第一位。卫国是一个已经离过一次婚的50岁的男人,无孩,但有两套住房。他希望找一个年轻、漂亮的未婚女性。“就这样,我们俩走到了一起。”
“婚后,我逐渐了解到卫国是一个性格暴躁、非常懒惰的男人,他不但从不理家务,还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到家里来喝酒、赌博,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一片狼藉。我们俩为此经常吵架。后来卫国干脆在外整夜整夜不回家,一旦回到家里则要找各种借口来跟我斗气。”朱小莉苦笑着说。
再后来,朱小莉与卫国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彼此之间既无话可说也难以沟通,两人都意识到夫妻关系已到了尽头。前年春节刚过,他们俩便办理了离婚手续,女儿判给了朱小莉,卫国则每月给付抚养费。
朱小莉感慨地告诉记者:“经济条件固然重要,但首先还是要性格好,人品好。否则再有钱,也未必会有什么幸福可言。”
记者有一位朋友,去年夫妻双双迁入深圳后不久,丈夫便以“性生活不和谐”为由与她协议离婚了。
原因出在我这位朋友身上。她早年得过较为严重的妇科病,后来妇科病好了,却又引发出性冷淡。虽经多方求治,均不见效。朋友每次过性生活都显得十分勉强,性生活的次数逐渐减少。日子一长,丈夫便感到难以满足。朋友说她也没有办法,一想到性生活她就会有一种厌烦的心理。由于那时还在内地,种种因素制约,使得他们俩就这么凑合着一直过了8年。
朋友不无悲观地说:“我对家已没有了信心。”
廖晓燕的离异与上述三种情形不同,她的老公是被她给“炒”掉的。
廖晓燕毕业于某大学英语系,现在深圳的一家外企当翻译。她自身条件优越,1.65米的个头,容貌出众,气质高雅,具有很强的现代意识。她说她结婚5年了,现在才发现老公实在是太平庸,既没有出众的才华,又不愿拼搏上进,一点事业基础都看不到。再这么跟他过下去,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奔头。
她说:“男人可以择优录'娶',女人为什么不可以择良而从?”
在谈到深圳婚姻家庭裂变的原因时,有关方面的人士指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深圳人的某些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人把自己的人生兴趣转移到如何在商海中发财,如何在竞争中增加技能,而无暇过问他人隐私,整个社会呈现了更加祥和、宽容的人文气氛。社会环境的宽松,使得人们有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尤其在一些知识层次较高、受西方生活观念影响较深的青年中间,出现了非法同居、试婚、合同制婚姻等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受到深圳某些家庭动荡和裂变的影响。而这一现象反过来又使更多的家庭趋于瓦解。
二是女性受经济地位提高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独立自主意识大大增强,部分年轻的、文化层次较高的女性不愿再委屈自己的人格而坚决地与“不合格”的丈夫分手。
三是在一些家庭中,丈夫经济地位的改变导致了他们心态的严重改变,不再把妻子看成是同甘共苦的生活伴侣。而妻子的经济收入微薄也导致心态的变化,有些女性就在这种与丈夫经济地位的巨大反差中丧失自我,成为家庭形同虚设的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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