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音乐固有的艺术特征成为唐人主动接纳外来文化的一个适宜形式。音乐是一种心情艺术、感觉艺术，声响形式与内在生活达到空前的统一，通过听觉直接作用于心灵，产生审美效果。音乐无疆界，它消解了其他艺术样式因媒介而带来的隔阂，故有“异音而同乐”的欣赏规律，易于形成上下互动的传播效果。王易云：“及玄宗而制作烂然，超绝前代，既长文学，复擅音声……由是上好下甚，声乐之教几遍天下。士大夫揣摩风气，竞发新声，乐府词章独越前代。词体之成，亦于是托始焉。”⑧当然，从音乐繁盛到歌词繁盛需要一个过程，这不仅是乐、曲、词三者有迭兴渐进之序，而且与唐代文人的习诗习惯及审美兴趣有直接关系。燕乐盛行，杂曲子增多，只是当时“特是文人自作不可歌之新兴近体诗，而不屑牵就胡夷里巷之杂曲，遂致不能继续发展”，个别诗人“偶一染指，无意专攻”，“必待历时既久，诗篇衰微，一时才士心厌力疲，无径可辟，乃不得不重依旧曲，另铸新词。于是温庭筠以诗人而为词人，依调填词”⑨。此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过于突出文人填词的被迫性，而忽视他们的主动性。无论早期诗人偶一染指还是晚唐词人有意专攻，直至五代“尤家户工习以尽其变”⑩，及“吾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遗风，荡而不知所止。脱于茫端，而四方传唱，敏若风雨，人人歆艳咀味，尊于朋游尊俎之间，以是为相乐也”（鲴阳居士《复雅歌词序》），文人填词的一个根本动力是取悦燕乐及宋代新声的声调体式之美。音乐是歌词诞生的刺激物，文人填词感受到的是“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的艺术精神。刘禹锡“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就是有感于群众联歌《竹枝》“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的美。唐宋人的竞唱风气，不仅出现在乐工及歌者之间，而且也出现在诗人之中，能人乐可歌是诗人们引为自豪的诗歌艺术标准。
由此，歌舞题材是词体艺术氛围的直接反映，词中描绘音乐境界及歌词表演是极为自然的事情。此种创作真实地记载了唐宋人对音乐歌舞艺术的直觉感悟与心灵震撼，以及由此而呈现的音乐艺术的时代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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