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叙述者不同的叙述语气
端木小说中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以一种严肃和坚定的语气讲述一个半传记性的故事。他批评地主阶级的腐化堕落，期望革命的风暴并且支持有悔改意识的地主贵族比如丁宁的事业。相反，莫言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以并不认真的语气讲述自己的家族史。他有时甚至有些愤世嫉俗，给读者介绍他爷爷时说，“一个轿夫，一个唱葬歌的，和一个无法无天的土匪”，并且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土匪种，一个私生子”，尽管另一方面，这两个人都是传奇英雄。从传统意义上讲，这样的英雄不够真实和忠诚——他们精明、狡猾、浪漫并且充满激情，比爱国主义文学中的英雄人物更真实，因此更有力量和说服力。端木作品中的主人公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公平正义，并且拯救中国；莫言作品中充满生命活力的农民想要追求的却是个人自由和幸福。在前者的作品中，本土精神的力量创造的是历史使命感或所谓的“爱国精神”，其目标是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建立新社会。其乡土精神的目标是集体观念。然而，对于后者，乡土精神的目标是实现个人理想。这是反抗压制个人自由的社会规范的力量源泉。莫言是以愤世嫉俗和蔑视但也伴有幽默的态度来对待这些社会规范的——是一种王德威所说的“戏说中国”的方式。
总之，两个作家都在重构和解构历史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历史叙事，其重点在于人与自然间不可打破的纽带。他们都对从前田园般的未知的土地进行了重构，只不过端木是以集体的形式，莫言是以个人形式。在他们的小说中，土地的“野性”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力量，同时也是反抗传统和日常规范的精神的源泉。端木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引入了一种新鲜的、大胆的、野性的形象，广阔平原的味道和大自然的活力震动了北京和上海文学界，是对现有传统的挑战。同样，莫言的“酒神曲”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自由精神的诉求。两位作家都利用乡土精神来批判当时的权威。
尽管两位作家都想通过强调自然精神，也就是土地的力量和酒神精神来超越世俗世界，他们对未来却有不同的看法。端木透过丁宁乐观地预期，人类对抗自然法则会导致一场革命风暴；莫言却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孙子）愤世嫉俗地表明家族精神的退化，也就是年轻一代身上红高粱精神的衰退。对莫言来说，写家族史并不只是出于怀旧，而是暗示了对当下的批判，对社会规范甚至整个社会的不满的态度。端木理想化地期待能改变社会的革命，莫言却描写了一个比乏味的当下更纯粹、更充满活力的“浪漫的”过去。对端木而言，历史的最佳时刻还没有来临；而对于莫言，它却已经只能属于过去。但是对两位作家来说，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乡土精神才能挖掘出人们最美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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