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怎么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拥刘反曹倾向，是个聚讼不休的老问题，一直影响到对主要人物形象和作者创作思想的看法。
我以为一个历史现象值得注意，否则就不可能对这一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这个历史现象是：钦定的正史虽有帝魏帝蜀之争，莫不赞叹刘备的“德”；西晋以来的民众几乎清一色，都是拥刘反曹派，而且此风越演越烈。
西晋人陈寿撰《三国志》，奉魏为正统，蜀吴皆为僭国。不仅只尊曹氏父子为“帝”，给予“纪”的规格，称刘氏父子为“先主”、“后主”，归入“传”的档次，而且在篇幅上也甚是偏心，给《魏书》的篇幅以《蜀书》的三倍，给《武帝纪》的篇幅以《先主传》的两倍。相形之下，尊曹抑刘的倾向是明显的。然而，其评曹操：“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其评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两相对照，又分明在说：曹操以“明略”最优，而刘备以“仁厚”见长。中国人重“德”甚于重“才”，陈寿的感情倾向与帝魏思想是相违的。
首倡应奉蜀汉为正统而以魏吴为僭国的，是东晋人习凿齿撰写的《汉晋春秋》。《晋书》本传，说该书“凡五十四卷”，“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习凿齿在临终前还特地给皇帝上了一篇题为《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疏论，驳斥了“以晋承魏”的观点，指出：“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结论是：“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习凿齿所说的“汉”，是包括蜀汉政权在内的，在他看来，刘备乃“汉高之正胄也，信义著于当年，将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谁云不可哉？”拥刘何其明确！
南朝宋文帝刘裕命裴松之“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松之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伪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最耐人寻味的是，裴松之认为：“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对《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显然是首肯的。然而，纵观其注，却在说明：“王道不足于曹”，刘备“信义著于当年”；玄德是位弘毅宽厚的君子，孟德是个“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人物。对此，唐代著名史学批评家刘知几，曾不无感叹地说：“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啁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唐］刘知见撰，［清］浦起龙释：《史通·书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页。可见裴注的倾向，并非注者个人的失误。
裴松之的立场还成了后来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立场。《资治通鉴》虽以曹魏为正统，但在《魏纪一》中特意作了说明：“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体，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正闰之际”既不能“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亦不能“以有道德者为正”，更不能“以居中夏者为正”，只能“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教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司马光提出的这一区分正闰之别的标准无疑是有见地的，要比习凿齿的识见高明些。然而，《资治通鉴》与《汉晋春秋》的主要不同处，亦仅在名位上的帝魏帝蜀而已。司马光一则以裴注为依据，说曹操“暴戾强伉”而“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资治通鉴》卷六八，中华书局1982年版。；一则赞同习凿齿的看法，说刘备“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资治通鉴》卷五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不是戴着“汉高之正胄”那血统论的有色眼镜在看问题。
把《三国志》帝魏而伪蜀的案最后翻过来的，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通鉴纲目》。《纲目》以蜀承汉祚，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之后，紧接着便大书“汉昭烈帝章武元年”。这正如刘友益《纲目书法》所申述的：“大书章武何？绍昭烈于高光也。魏篡立，吴割据，昭烈亲中山靖王之裔，名正言顺，舍此安归？《纲目》揭章武之元而大书之，然后正闰顺逆，各得其所，故曰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此后，元、明、清三代，皆奉蜀为正统，魏吴为僭国。史学家们的思想和感情一致起来了。
然而，民众的拥刘反曹思想却不是从《通鉴纲目》始，它是不以地主阶级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意志为转移而自行发展的。
《三国志》裴注中的“嗤鄙异闻”，不少皆属民间传说，比如，《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写曹操的好色而酷虐：“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再如，《关张马黄赵传》注引《云别传》写刘备君臣相知：“初，先主之败，有人言云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掷之曰：'子龙不弃我走也。'顷之，云至。”说明早在西晋便激荡着一种拥刘反曹的思潮。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