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其实,它们之间并不矛盾,当官是一个制高点,在这个平台上,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政务,这些工作一方面提供了鲜活的只有在这个高级层面上才能获得的素材,另一方面锻炼了敏锐的思维。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思想高度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都是难得的条件。当官的不利因素就是公务繁忙、时间有限。我曾说过,我要编织一张细密的网,把时间之鱼网住,不让它溜走。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在会议间隙、在旅途中一点点构思出来的,再见缝扎针地写下来,最后反复打磨推敲。《觅渡》写了6年,《大无大有周恩来》竟用了20年,从总理1976年去世后我就关注这个题目,到1978年北京市第一次搞总理生平展览,我从外地专程赶来看,写了《一个伟人生命的价值》。20年后,1998年,总理百年诞辰才又完成《大无大有周恩来》。所以不少人称我是“苦吟派”。这么多年来,我在新闻这个行当里揉来揉去,在写作上反复实践,在管理上反复实践,最后悟出了一些道理。其实,不管是做官,还是写作、研究,最后都要归结到一个“理”字,这是它们的相通之处。
官员梁衡的理论探索:
1995年7月,《继承与超越》(《文汇报》)
1996年2月,《当干部与讲政治》
1996年7月,《开会与讲话》
1998年3月,《是“凡是”,还是“求是”》(《求是》)
1998年12月,《继承精髓发展其急需》
1999年4月,《怎样才能实事求是》
1999年11月,《老祖宗不能丢》(《理论前沿》)
2001年,《传媒新论》(学习出版社)
2002年3月,《哲学是一根风筝线》(《学习时报》)
2002年5月,《关于先进文化的三个问题》(《理论动态》)
2002年6月,《一脉相承说发展生产力》(《人民日报》)
2005年,《听老祖宗说和谐社会》(《京华时报》)
2006年,《匠人与大师》(《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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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总院长 范敬宜
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进取离不开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有较深广的知识基础,如塔之座基;二是有切身的实践感受,知水之深浅。董岩是我的新闻学博士生,她本科学历史,硕士攻读的是国际关系,又长期在电视台工作,具备了学术冲刺的条件。加之文学修养较好,勤奋多思,博学娴静,耐得寂寞。近年来在新闻研究方面已微露曙光,坚持下去,必成大器。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 梁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