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样一些矛盾的甚至看似荒谬的描述却真实存在于日本的典籍中，从 而构成一个真实与矛盾交织的日本历史。正如日本最具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菊花与刀一样，日本人就是这样，左手菊花，右手刀。日本人既好斗又 和善，既崇尚武力又爱好美好，既蛮横又文明，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 从又不甘心任人支配，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 善于接受新事物，而这种种的矛盾都是以极端的对立来体现的。然而在这极 端的对立中，却又难以置信地保持了令人莫名其妙的统一。他们非常愿意成 为别人眼里的天使，但是又会在别人忽略他们的过错时投向罪恶的怀抱，化 身魔鬼。他们的士兵非常守纪律，但是又桀骜不驯。了解日本已经是迫不及待的事了，接踵而来的严峻局面使对我们必须从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情况之中找到日本人的真实思想，以便达到对双方意图的 互相理解。比如接下来的一系列战争计划中我们将考虑的问题有：日本人接 下来的动作是什么？能否做到不战而屈？是否需要轰炸日本皇宫？日本战俘 能否发挥更多的作用？在对日宣传中怎样瓦解他们的决死之心，保护美国战 俘的生命？这些问题在第一流的“日本通”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相 应的还有和平来临之际的其他问题，日本需不需要持久的军管法来保持秩序 ？我们的军队用不用跟残余的死硬分子作战到底？需不需要在日本发起一场 彻底的类似法国或者俄国式的革命来实现国际和平，以及谁来领导这样的革 命？是否该把日本人灭绝？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分歧极大。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竭尽所能地来说 明日本是怎样的一个民族。那年初夏，我国对日本的巨大攻势初现威力，而 在美国，人们却一如既往地议论对日战争也许将延续3-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与此相比，更惊人的说法在日本，他们甚至认为战争将延续100年。他们说 美军仅仅取得了局部的胜利，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岛还有数千英 里。日本的正式公报从未承认过海军的失败，日本的国民依然沉浸在自己是 胜利者的梦幻中。但是到了6月，形势开始变化。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使得过去最高统 帅把欧洲战场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的做法变得没有意义，对德战争已经胜利 在望。在太平洋方面，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一个预示日本最后战败的 大战役，此后我军对日军开始步步紧逼。而且，从新几内亚的瓜达尔卡纳尔 岛、缅甸的阿图、塔拉瓜和比亚克的战斗经验中，我们得知，我们的对手极 为可怕。因此，在1944年6月，回答敌国日本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论问题 来自军事或者外交，也不论是由最高政策引起还是由投向日本后方的传单引 起，总之，每一种见解都极其重要。在这场和日本的战争中，我们不仅要知 道东京高层的目的和动机，日本的悠久历史，军事和经济的统计资料，我们 还应该知道他们的政府可能得到多少国民的支持。我们必须试图去理解日本 人的思想感情、习惯和这些习惯的表现“模式”。我们必须知道在这些行动 和看法背后所隐藏的强制力量。我们必须将自己作为美国人的一面抛开，尽 可能不轻易下自以为是的结论，认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他们的所作所为会 与我们一样。这是一个棘手的课题。在美国和日本还处于战争状态时，谴责对方是最 容易的。但要看透敌人的思想就困难了。但是，这恰恰是我必须做的。问题 是，日本人该作何行动，而非我们在处于他们的境况时该作何行动。我必须 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动看做是一种有利于我理解他们的“本钱”而非“债 务”。我必须观察他们处理战争的方法，并且不能把它看做军事问题而是要 看做文化问题。因为，日本人战时和和平时期一样，都是按自己的秉性行事 的。那么，从他们处理战争的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哪些显示其生活和思维方 式的特点呢？日本统治者煽动好战情绪的方法。安定民心的方法以及战场用 兵之法—一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他们自以为可以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若要看 清日本人怎样在战争中暴露自己，就应寻踪于战争中的种种细节。但是，美日交战这一事实对我极为不利。这表明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 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无法到日本去，无法生活在日本人家 里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好让我亲眼辨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 不重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在作出某一决定时的复杂心理过程；我也无法看 到他们抚养孩子的过程。约翰·恩布里的《须惠村>是一位人类学家对一个 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成果，非常有价值。但是，1944年我们已经面临的 有关日本的许多问题在写那部研究著作时还没有成为问题。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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