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史官源自黄帝，后世传统规范成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严格职能。宇宙和人世间的一切变化，都汇聚于左右史之实录中。其次，中国上古史官一身三任，既为统治者（首领），又为巫师（通天人一体者），又为客观记载的史官，“经验-思考-观念”萃于一身，以待独创之具形。“盖史官者，经验之府，观念之所从出也。由五典五悖（载长老言行），至五礼五服五刑，即明由史官所见之观念形态，自始即为一道德政治的形态，紧系于集团实践而生出者。而如此所引生之观念，又必切于人而通于天，故于典日天叙，于礼日天秩，于服日天命，于刑日天讨。凡范围实际活动的规矩典则，皆直接由道德政治的集团实践中而予以理性的根据，故皆日天，即宋儒所谓天理也（注意：古之根据于‘理’者，即日根据于天——引者注）。亦即可于此而直接透视-道德的理性实体。而此实体又不远乎人。故于聪明虽日天，而又日‘自我民聪明’，于明威虽日天，而亦日‘自我民明威’。”牟先生之结语是：“就史官之职掌所确定之观念形态，可以‘掌官书以赞治，正岁年以叙事’两语括之，而此两语之大义，即为‘本天叙以定伦常（德），法天时以行政事（智）’。”①中华民族精神观念之“定伦常”／“行政事”，均是“本天叙”与“法天时”（即“德／智”之源），这是中华民族之“天人一体”观念发生之总源头。括而言之，这就是由上古史官依据集团实践方式，所凝定了的“观念之具形”。牟氏的“观念之具形”论，是黑格尔“理性实体”（即精神实践）与亚里士多德“形式”因在中华民族精神观念之集团实践中，走向“一本万殊”之理论创造。
概而言之，中华民族精神观念在原始阶段之“具形”，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精神、意识之阈限为对峙性的“天人一体”之高远境界，二是精神、意识之动力契机是本善向上之道德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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