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上风起云涌，文化变革初现峥嵘。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了学习西方最先进的文化和科技文明，1872年起清政府派出120名幼童前往美国留学。
10年之后，成长为青年才俊的幼童们将盛行欧美的最新思想和科技带回了祖国。他们的归来，为封闭和保守的古老帝国带来了一股清新潮流，让看惯了四书五经的儒生学子们逐渐认识了柏拉图、莎士比亚、拿破仑和达尔文。这些新鲜的血液逐步融入了国人的思想，也悄悄改变着他们的精神。
但就在全新的文化生活渐渐走进国人的心灵之时，西式戏剧——这个欧洲大陆最古老、最核心，西方文明最前端、历史最久远的艺术——却似乎被人们遗忘了。当人们对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四大喜剧的文学剧本兴味盎然、津津乐道的时候，却对它们的舞台演出有意忽视。
其实，这一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因为西式戏剧不够好看，而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实在是太大了。早在西方小说和绘画进入国人视野之前，一些满清官员提前接触了戏剧，如光绪朝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在受朝廷派遣出使国外后，写下了《出使九国日记》，其中对他所看到的舞台戏剧曾有这样的记载：西方戏剧的长处，在于灯光图画的点缀，楼台深邃，能迅速变换布景，并能展现天气阴晴的细微变化，令观众身临其境，疑非人间，叹为观止。
但是在他的零星记载中，有的只是对欧式舞台上如梦如幻的舞美造型和光怪陆离的灯光变幻感到惊奇和赞叹，而对于那些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们，却没有任何描述。戴鸿慈是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中国官员，在早期洋务派的代表中以见多识广而闻名，他在书中没有提到表演这一项，并非是认为舞台表演不值一提，而是感到难以评价。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戏子本来就是一种卑贱至极的职业。俗语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卑贱之人，娼优皂卒”。“优伶”的等级甚至排在“娼妓”后面，一个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比倚门卖笑的妓女还要低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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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茶花女遗事演后感赋》
是知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唯新剧乎！
——周恩来
我深深喜爱丁西林同志那些玲珑剔透、洋溢着浓烈的喜剧风格的独幕话剧，剧本中含蓄的幽默、人胆的夸张、充满智慧的机巧的对话，在喜笑怒骂后对于社会病态严峻的嘲讽。
——吴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