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活动课程
19世纪末，西欧和美国先后完成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工业化使社会财富激增，城市化使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使得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引出一系列社会问题：贫富分化，劳资对立，人的精神扭曲，社会危机四伏。面对社会需要，西欧和北美的一些国家便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新运动，希望通过教育改革，革除社会弊端，推动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运动中。堪称代表人物的就是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术和思想领域正进行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过程借助了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和利用，与欧美国家的思想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西方的各种教育思想都在我国得到广泛的传播。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学说在我国当时的教育界受到了欢迎。特别是杜威来华讲学及教育界对杜威思想的介绍，直接促进我国活动课程思想的广泛传播，其中陶行知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陶行知师承杜威．生活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总的概括。早在1916年，陶行知留美归国后。他就对当时的中国的基础教育状况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研究，认为中国中小学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教育脱离生活，教学远离学生的实际。他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陶行知在二三十年代对中国旧教育进行批判的同时，在实践中大力推行自己的思想，创办了学校，改革了教法，并影响了许多追随者和后来者，使二三十年代活动课程的实施在我国达到了一个高潮。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末的课外活动
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的活动课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以课外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当时苏联的影响，我国将旧中国的课程标准改革为教学计划。把课程标准中的各分科课程标准改革为教学大纲。其指导思想是强调学科课程，而把学科课程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活动统称为“课外活动”。因此，从新中国成立到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学校的正规课程中，并没有开设活动课程，活动课程主要是以课外活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是作为课堂活动的补充和延伸，即坚持课堂活动为主、课外活动为辅的原则。“文革”期间，正规课程也被取消或名存实亡．原作为正规课程补充的课外活动实际上也就不复存在了。1978年以后随着正规课程的重建，课外活动才得以恢复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课外活动问题受到了人们进一步的关注，我国教育界曾在这一时期开展过有关课外活动课程化的大讨论，经过这场讨论，活动课程的价值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充分的肯定，为逐步实现活动课程从“课外活动”到“活动类课程”的转变奠定了基础。1981年制定的《全日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中，第一次把课外活动列入教学计划，纳入周课时总量，使课外活动具有了教育性、自愿选择性、实践性等特点。1984年我国颁布的《全日制城市小学教学计划（草案）》，把“课外活动”改称为“活动”。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作为活动课程的课外活动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如活动课程目标仍停留在较浅层次，未能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维度全方位考虑活动课程的教育目标；对学生现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关注不够：活动课程与社会和生活的联系不够紧密；课程实施上，学习方式仍以接受方式和简单模仿学习为主，未真正体现其价值；活动领域单一．仍只限于课堂、学校范围内；缺乏评价和管理制度；学科化倾向严重，活动课程仍处于从属学科课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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