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明后世有关汉制之疑。此点，他在《白序》中有明确说明：“唐人为疏，虽隐据六朝旧说，然于高密所引汉法，或略之而不言，或言之而反戾。盖两汉四百余年之旧典遗言，风俗杂事，白东晋版荡，南宋播迁以后，详者鲜焉。如设官大典也，督盗贼为汉之员吏，故《秋官注》以督邮督盗贼况朝士，而贾疏则以为盗贼不良之人。改历大事也，惊蜇为二月节，改白后汉章帝，故《月令注》谓汉始以惊蛰为正月中，而孔疏则以为前汉刘歆三统历所改。若是者，往往而有，衍违乖谬，触处滋疑。昔人谓读经凭注，读注凭疏，驯至因疏疑注，因注疑经。赵宋而还，一孔之儒，诋谟百出，造瑕射隙，疻痏成冤，斯又疏家所不能辞其咎者矣。乾嘉迄今，通人辈起，《三礼》学极笔墨之林，于余向之所渭微言大旨析而辨之者，既已详矣，特注中汉制，钩釽未有专书，宿滞沉疑，尚待探索，此则前贤未竟之绪也。王充，汉人也，尝谓儒生不能知汉事为愚蔽，今去汉二千有余岁，坠闻轶事，放而不求可乎？”从唐人研究的不足及到今人的疏漏，都有所说明，指明汉制考证的必要性。
三是补王应麟《汉制考》之不足。刘善泽先牛倾心于经学，于《礼注》用力甚深，对于《礼注》中的汉制也多有留意。他认为前人从经典注疏中来求证汉制而所得较多者，唯王应麟《汉制考》一书。王氏《汉制考》虽不完备，但却为刘氏作《礼注汉制疏证》提供了范例和开拓空间。《白序》云：“宋王应麟为《汉制考》，徒取注疏，注疏外偶缀班、范书一二事，或不能得其辜较，亦未暇遍搜往牒，加以旁征，抽绎之余，颇以为憾。因就《礼注》有涉汉制者，综括群书，左右采获，参伍同，甄其合符，用资讨验；间举贞观旧疏，得者申之，误者正之，窒者通之，略者详之，漏者补之。白天文、舆地、礼乐、律历、职官、典章、服物、居处、姓氏及汉时政俗方言、文字沿革，皆莫之遗焉，犹王氏《汉制考》例也。又于王氏所辑汉制少有删广，删其无当，广其未务也。”②可见，此书即为受王氏《汉制考》启发而来，其目的也是为了补王氏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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