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服装业出口的提升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产业从高收入国家转移至低收入国家。全球买家追求的是如何以最少的成本为他们的产品选择“最好”的供应商，以达到利益最大化。服装业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服装加工产业的转移可能最初是由国家之间的工资水平差异所驱动。然而，本书研究显示，跨国出口变化，只有三分之一是由工资差异引起的。出口增加最多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都对服装业实施了更有前瞻性的政策。虽然加工产业转移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工资差异，但是国内针对服装业制定的政策、所有制形式以及产业功能升级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论点表明，在论述后配额时代工资和就业变化的驱动因素时，开展深入的国家案例研究十分必要。
第二，出口方面的变化往往与工资和就业的变化相关联，但却并非一成不变。这一事实对政策制定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表明单纯以出口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在扶贫方面远远不够。对于服装业规模较大的亚洲国家，出口增加与工资和就业方面的增长相一致；而对斯里兰卡而言，出口增加与就业下降却同时发生。墨西哥服装业的出口和就业均有所下降，但似乎其他行业已经吸纳了这些富余的劳动力。洪都拉斯的情况则略有不同，该国的出口下降导致了工资和就业的相应减少。以上结论表明，在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时，促进向高附加值的经济领域转移十分重要。
第三，本书阐述了衡量全球服装市场变化影响收入的具体方法。De Hoyos、Bussolo和Nunez（2008）以及Robertson等学者（2009）的研究证实，服装业较其他行业工资水平的高出部分（工资溢价）是工资组成成分中能够帮助工人脱贫的关键。本书研究表明，这些工资溢价的变化可以预测：经济景气的国家工资溢价上升（在大部分案例国家中），反之，则下降。这不仅意味着就业机会在出口收缩时减少，在出口扩张时增加，还意味着决定这些工作“好”与“不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工资溢价——也会相应减少（或增加）。这一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具有双重影响。
第四，从政策角度分析，出口显著增长的国家都在积极促进服装产业转型升级；而没有促进升级的国家出口增长较少甚至呈现下降态势。尽管该事实可能说明产业转型升级会增强竞争力，但升级与就业或工资的增长并非绝对呈正相关关系，在某些国家中则呈负相关关系（例如斯里兰卡，功能和产品升级却导致就业下降，尤其是女性）。其他国家的服装业（例如孟加拉国和柬埔寨）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却能增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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