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进出口不平衡，有必要增加对贸易伙伴农产品出口补贴、贸易救济、价格支持、数量限制、市场准入、贸易主体、原产地要求、技术壁垒等农产品贸易政策的信息收集，测算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农产品贸易成本水平，探寻降低农产品贸易成本的途径，促进农产品出口。
利用加总法测算农产品贸易成本面临无形贸易壁垒数据收集和量化的困难。经典的农产品贸易壁垒水平分析模型中一国只生产一种差异化产品，消费者消费偏好一致，双边贸易成本对称等假设过于苛刻，贸易函数可能不准确，无法测算文化隔阂、消费偏好等无形的贸易成本。DennisNovy（2011）贸易成本核算模型继承了经典贸易成本模型中多边阻力内涵，即国内贸易额乘积与双边贸易额乘积比值可以反映双边贸易成本大小。其他条件一定，双边贸易成本越大，说明双边贸易困难，双边贸易向国内贸易转移。
2004~2009年，我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绝对值较高，说明我国与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壁垒水平亦较高。对于世界众多国家而言，农产品贸易比工业制成品贸易更敏感，农产品贸易的开放程度较低。2004~2009年，与我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上升的国家有32个，占比38.10010。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下降的国家占比高达61.90%，我国农产品贸易环境有所改善，农业国际分工程度加深。
商品替代率不同，中国与10大贸易伙伴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大小亦不同，但是呈现相同变化趋势，验证了a取值大小对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变动趋势基本没有影响的结论。在我国10大农产品贸易伙伴中，中国-阿根廷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最高，需要通过政府磋商、行业交流、企业对接等方式加快中国-阿根廷农产品自由贸易进程，降低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中美、中加、中印尼、中泰、中国-巴西农产品贸易成本不高，且逐年降低，双边农产品贸易发展的良好势头以及有效的双边磋商机制应该保持。中日、中韩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不高，但是没有呈现出稳定降低的趋势，起伏较大。日本和韩国是我国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市场，市场日趋饱和，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应该实施多元化出口战略，降低对日韩市场的依赖。我国与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较高，且下降速度较慢。澳大利亚和俄罗斯都是农业资源禀赋丰富国家，对确保我国食品安全十分重要。我国应该与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建立正常的农产品贸易磋商机制，在食品安全、原产地证书、贸易救济、检验检疫、通关程序等方面开展有效谈判，降低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不断提高双边农产品贸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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