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其实都是因为一些党员干部执政能力不强而小事化大。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革命党的方式来解决执政的问题。终于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是在十六大。十六大报告当中提出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提到两大转变，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革命党）成为一个领导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执政党），与此相应，从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一个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过去常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加进一个“执”字，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这个转变过程肯定会遇到很多挫折和阻碍，如何解决遇到的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只有彻底实现向执政党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面临的很多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告诉记者：“如果从政党的历史方位转换上讲，这一转型早已完成，它的标志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1949年起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不折不扣、理所当然的执政党。如果从政党的领导方式与行为模式上讲，这一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没有终止符的过程。”
政党就是在民众和公众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是民众用来掌权的工具。中国社会已进入利益格局多元、社会群体多元、社会价值多元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是利益协调难度加大，社会矛盾交织复杂，不仅各强势利益集团之间博弈激烈，弱势群体同样存在面目模糊、利益不一等各种问题。如何能够维护好不同群体的合法利益，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另一方面，群众对执政党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干部队伍从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来说，整体素质已经提高很多，执政能力整体来说是在推进。但执政环境也在变化，执政难度在增加。在开放条件下，百姓对执政党要求也高了，过去比较执政党成绩是纵向比较，所以很容易满意，现在可以横向比较了，所以即使执政党在进步，只要进步步伐不够快，也可能导致不满。”谢春涛这样说。
已经执政后形成的行为模式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任务的变化而要有新变化，中共在今天的执政行为模式肯定要与执政初期的行为模式大不相同，未来的执政模式也会与今天的执政模式大不相同。改革过去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点的党建机制，逐步转向以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为基本特征的制度治党的党建机制，已经势在必行。面对国际和国内新形势的挑战，中共亟需对自身过去60年执政的经验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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