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共十八大代表，国情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的开拓者与领军人物，主持编写的《国情报告》对国家高层决策产生持续性重要影响，被国外学者誉为“当代中国最全面也是最具务实主义精神的经济学家”。近年来关于国情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国：走向2015》、《2020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创新绿色发展》、《中国道路与中国梦想》等。 

　　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就是指由多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其集体领导机制。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分别代表党和国家的不同领导机构，形成了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的“集体领导制”。因此，这一制度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集体”二字：是“集体成员”，而不是“个人”（如总统）；是“多个机构”，而不是“一个机构”；是“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智慧”；是“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
　　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体现在五大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集体领导制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
　　中国“集体领导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制度创新和治道变革，它超越了几百年来美国等政治制度的“一党控制”、“两党分治”、“三权分立”、“总统（个人负责）制”的实践与理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智慧。
　　中国共产党及其国家机构实现民主集中制，这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非常适合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文化背景，极其适宜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社会条件，十分适应于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考验和挑战，也特别有利于中国创造发展奇迹、治理奇迹。当然这一制度需要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不断进步。

后 记<br><br><br>中国这艘巨轮在苍茫的风云激荡的世界文明海洋中行驶了数千年之后，终于在1949年正式迎来了新的国家舵手——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中国的历史也翻开了崭新的篇章。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历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不断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的光辉历程；1978年以来开启了中国经济起飞的新阶段，更加展现了中国迅速崛起之路和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巨大成功，同时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之道的巨大成功，其中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起着关键性作用。<br>2012年是全国人民关注之年，又是全世界各国瞩目之年，在下半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胡锦涛同志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政治报告，展现未来中国发展目标和蓝图；选举和产生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再次顺利实现领导人的新老交替，从而保证了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持续性、继承性和创新性，引导中国巨轮继续乘风破浪，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彼岸加速驶进。<br>早在1990年，邓小平就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他预言到：“最关要紧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br>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或外部冲击下，还是在宏观经济稳定、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快速转型、各类矛盾凸显的深层次的国内变革或内部不平衡作用下，一个团结的高效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起着最关键的作用，使中国“我自岿然不动”，“这边风景独好”。<br>一个“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应该依靠什么机制来确保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正确性呢？或者说，“一个好的政治局常委会”的根本标志是什么？基于对新中国六十余年政治经济史的深入研究， 我认为这一根本标志在于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机制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与制度化水平。“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根本在于创新和实行一整套崭新的、科学的、民主的、高效的，又能够经得起人民检验、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集体领导机制。中国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在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关键在于常委会的领导机制。这一领导机制的主要特征是“集体领导制”，我将其形象地称为“集体总统制”，以区别其他国家所采取的“个人总统制”。历史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领导机制的运作情况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发展密切相关。每当这一机制有效运作时，党的事业就会蓬勃兴旺；每当这一机制运作失灵时，党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受到严重损失。本书的焦点，正是集中于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机制的研究。<br>那么，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或者说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呢？我想从历史、中国和世界三个角度加以说明。<br>首先，从历史角度看，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与实践的历史，从党中央领导机制的变迁中发掘对未来富于指导意义的规律性经验。<br>“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来说，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是其持续成长和不断成熟的重要标志，更是其未来长治久安、长远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本研究中，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实行的集体领导机制，只有深入了解这一机制的历史由来，才能晓得今天这一集体领导机制是长达八十多年时间的一脉相承、不断试错的历史产物，才能历史地认识它的制度构建、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如同“让历史之镜照见未来”。<br>的确我们从历史中发现“党中央集体领导机制高效运行”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之间存在着充要条件关系：在“集体总统制”下，中共中央领导核心通过集体交接班确保了领导集体的可靠性、稳定性和继承性，确保形成；通过分工与信息交流、集体学习、集体调研有效降低了决策信息和知识的不确定性、不对称性和不完整性，有利于形成政治共识；通过成员间协作和集体决策机制有效减少了领导集体内部的决策权力的不对称性、过度集中性和失衡性，进而确保了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科学、高效。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的五大机制，中国未来的重大决策就会持续不断地成功下去。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立八十五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所提供的最重要的历史启示。<br>其次，从中国角度看，我们需要鲜明树立衡量制度优劣与治理成败的中国标准，增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政治自信。<br>早在1980年时，邓小平就提出一个核心的问题：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究竟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他给出了十分清晰的回答。他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我把它称之为“中国标准”或“邓小平标准”。显然，这些标准是基于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追赶者的角色，以赶上和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目标，涵盖了经济、人力资本和政治三个最重要的方面，既简单明了，又可以国际比较。假定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是最先进的、最发达的、最民主的，中国能够实现这三条标准，那么中国的制度就是有优势的制度，比较好的制度，比较完善的制度。的确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创新竞争，而创新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我们不怕竞争，也敢于竞争，中国正是在竞争中追赶，在竞争中超越。<br>人们不禁会问：中国是否实现了“邓小平标准”？作者在本书第一章就给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首先，中国经济总量快速追赶美国，并将在不久的将来全面超过美国。根据安格斯&#8226;麦迪森提供的GDP（PPP，按1990年国际美元值计算）数据，1950年，美国GDP为中国的近6倍，1978年，缩小至4.4倍，2008年进一步缩小为1.07倍； 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GDP（PPP，按1990年国际美元值计算）将相当于美国的1.74倍。即使按汇率法（现价）计算，2000年美国GDP为中国的8.25倍，2010年缩小为2.53倍，2020年之前将超过美国。 <br>其次，中国已经造就了比美国更多的人才，并将在人才培养质量和人才创新成就上超越美国。到2010年，中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超过3000万人， 远远超过美国1800万人的规模。 中国研究生在读人数到2010年达到153万人， 已经是美国的两倍。 中国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已经达到1.2亿人， 到2020年将突破2亿人，高中与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将接近4亿人，也大大超过美国总人口（约3.4亿人），相当于美国劳动力总量（1.7亿人）的两倍。中国从事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研发人才大国。<br>第三，中国已经创造了更具决策民主、决策共识、决策效率的更高更切实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本书仅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制度为例，也可称为“集体总统制”，比较了美国总统制，已经显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极强政治优越性、极富有治理效率的民主决策制度。本书正是从这一视角，为世界揭晓中国奇迹的政治奥秘。正因为此，中国就更需要不断完善“集体总统制”，就会像毛泽东所言“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br>最后，从世界角度看，我们需要为全世界提供关于“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的权威解读，为世界借鉴中国经验提供最具价值的参考。<br>我们来看一看，国际上是如何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发现中国，重新评价中国。美国乔治&#8226;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的成就归因于对改革的坚持：“中国共产党发现它必须处在一个永恒的循环中：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 牛津大学政治学系荣誉退休教授阿奇&#8226;布朗对中国共产党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是（这）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在中国汇聚了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思想的优秀特色，建立了一个成功的政党。”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前北京分社社长马利德则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对中国的适应度超过许多人的想象，这是促成中国经济大繁荣的重要原因。” 我们会相信越来越多国外学者会不断发现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和优势，并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老化、僵化，更难以调整，引发的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更加理性地关注和研究“中国制度”，特别是“集体总统制”。本书则是作为中国学者，从内部角度的观察、分析和解读，客观地介绍中国政治事实，理性地总结中国政治经验，展示中国政治智慧。我们还会与国际上知名的出版社合作出版外文版，真正“走出去”，引领当代中国研究的前沿问题。<br>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所谓“社会存在”，就是指中国社会的变革现实、发展现实、成功现实；所谓“社会意识”，就是中国学者对中国之“路”的求索、对中国之“道”的思考、对中国之“术”的认知。我一直认为：“中国是一本天书”，正因为中国发展实践是如此宏阔、如此伟大，我才会天天观察中国、阅读中国、研究中国，从中国大地发展变迁的客观“社会存在”中抽象关于中国的“社会意识”；我之所以天天用心思考、用心研究、用心写作，不断创新学术成果，不断创意政策建议，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发展建设实践为我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这是我形成“社会意识”的主要来源。<br>读者自然会问：那么，你这本书又是怎样写成的呢？我写书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如中国政治决策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不断演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效果？与国外相比，特别是与美国相比，中国有什么独创性，有什么政治优势？中国又如何不断改革和完善政治决策机制？这就需要长期思考，长期跟踪，长期研究，长期写作。同时我作为公共决策研究者，本身也和中国决策机制的改善形成了互动关系。这里我主要是通过《国情报告》来影响决策者， 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本书是对这项研究的集大成和最新总结。<br>2000年8月，我们就提出了应建立党内相互民主监督制度，保证党的领导人人事交替制度化、稳定化的建议。 <br>2002年6月12日，在准备召开党的十六大之前，我在题为《党的十六大与中国走向》的国情报告中特别指出，党代会最重要的任务是选举和决定党的领导集体及领导核心，它也关系到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这需要使领导人的交替能够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其重要标志之一是党的领导人“到点退休”，而不是“半退”或转任。重要标志之二是十六大党的领导机构成员（政治局常委、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进一步年轻化，应达到十三大的平均年龄水平。 当时即使是在内部讨论这些问题是十分敏感的，也是具有政治风险的，提出这样的大胆看法还是需要政治勇气的，我是本着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还是提出了上述看法。我在国情报告的结语中指出，没有变革型政治领导人中国不能加快发展；没有良好政治制度中国则不能持续发展。从历史的角度与历史的评价来看，领导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国家制度建设，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制度创新的贡献。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分析给中国领导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激励。<br>后来的事实表明，我的这些看法是与党中央的思路基本一致。2004年9月，江泽民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对这一做了介绍：召开党的十六之前，我就提出了实现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主动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实际上结果超过我的预期，也使全国和世界为之震惊。<br>同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后，我在题为《十六大与新老交替》的国情报告中分析了党的领导人交替的历史过程，既总结了有益的历史经验，也吸取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建党八十年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党内生活存在民主化、制度化，领导集体就稳定，也容易达到政治共识，促成中国发展的繁荣时期；反之则反。中国稳定的核心是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核心是领导集团的稳定；领导集团的稳定，核心是领导体制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针对当时的疑问，江泽民不是没有全退吗？我的回答是，其实江泽民的做法和当时邓小平的作法比较类似，因为制度的建立不是一步到位的。我对党的十六大的评价是，总之，中国领导人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程，一旦开始就会形成自身的发展逻辑，使其不可逆转。 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央决定江泽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 直到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决定胡锦涛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正如2004年9月江泽民所言：从党的十六大到这次全会，我们党、国家、军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过渡。 <br>2007年10月22日，党的十七大闭幕，公布了十七届一中全会公报。当晚，我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办党的十七大报告专题讲座《二○二○中国》，全校和外校学生闻风赶来参加，大礼堂爆满，门口云集很多学生，这是出乎举办方的意料，他们在征求了我再举办一次讲座之后才离去。而后我又在清华大学做了两次全校性讲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份国情报告：一份是《中国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进一步总结领导人新老交替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与教训，说明了领导人新老交替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既是“吐故纳新”的制度基础，也是共产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诚如曾庆红所说，我们一届又一届，一茬又一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流水的兵”，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才是“铁打的营盘”。 这意味着，当每一个领导人进入之际就可以预知他退出之时，更加具有透明度和可预见性。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新老交替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是中国长治久安的重要制度基础。 <br>另一份是《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其机制设计——以中共第十六届为例》。我提出了一些关键性问题：党中央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如何政治运作的？如何建立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它是如何作出决定？又是根据什么作出决策的？有哪些机制保证了重大决策的正确性？为此，该报告以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例，将其工作机制概括为五大机制：集体学习机制；国内调查研究机制；国外出访开放机制；民主集体决策机制；自律机制。这五大机制的核心是决策机制，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相互匹配的重要机制，是保证实现党的目标（如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设定目标）的制度安排。 这就成为本书讨论五大机制的框架和基础。我的基本结论是，建立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既需要一个好的机制设计，还需要一个好的带头人。一个好的机制并不一定就能保障好的结果，它只是必要条件。因为一个好的机制是由人来设计，由人来实施，也可以由人来破坏，由人来违反。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需要一个好的带头人，即带头遵守规则，带头执行规则，带头反对违反规则的行为。 <br>2007年12月14日，我参加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专家座谈会，贺国强、何勇等同志参加，我就如何加强党中央的自身建设提出了六项具体建议。<br>2009年9月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的重大任务。同年10月27日，我参加了由中央纪委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贺国强、何勇等同志专门听取意见，根据中央的《决定》精神，我就关于加强党中央民主决策制度建设的建议做了发言，提出了八项具体建议，后来整理成国情报告。 <br>2011年1月17日，胡锦涛主席在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书面采访。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胡锦涛主席表示，中国将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他指出，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已经验证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是成功的。这引起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他们对此是半信半疑。为此1月24日，我撰写了题为《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的国情报告，直截了当地回答三个问题：中国政治模式为什么是成功的？其评判的标准与标志是什么？它将如何演变？我认为，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国际比较都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它适合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也适应于越来越开放的国内外环境，还能够回应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充分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和独有的竞争优势。这也源于过去30多年实现了中国式的政治制度重建与改革：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这是中国为什么总是成功的根本原因。 这也使我从国际竞争的新视角，对中国政治制度特点和优势的认识更加深入，更趋成熟，更加自信。<br>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更加自信地表达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进步性和巨大政治优势，更加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br>2011年8月我直接指导博士生杨竺松围绕“中央领导人调研与重大决策——以党的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例”一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围绕重大决策展开调研的情况做了研究。这也为本书相关章节的内容提供了资料准备和数据支持。<br>直到2012年3月，在杨竺松的协助下，我完成了题为《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的国情报告，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并推荐给有关省市委书记参阅。<br>之后，在此报告的框架和基础上，我和杨竺松对书稿结构做了新的调整，补充了大量有价值的内容，特别是增加了国际比较，在反复修改之后，终成此书。<br>对于中国特色“集体总统制”课题而言，这既是一个十分政治敏感的话题，在国内是很少有人直接触及，这又是一个极有政治价值的研究课题，对国内而言，我们是采取的是“中央领导集体制”，但是国外人还是搞不懂，主观地认为是一党制，非民主制即专制，因此提出“集体总统制”这个新概念本身就非常有价值，在近200个国家中，只有（个人）总统制，从没有听说过集体总统制，这就是中国的创新。我也把它称之为超级规模国家的超级国家机构，早已经超越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制”、“总统制”、“两院制”、“两党制”，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八大机构，集体调研，集体学习，集体决策，集体行动，集体交接班。<br>我已经在国外讲学过程中，提及中国特色集体总统制，外国人还是首次听到这一提法，他们总是问：什么是集体总统制？它包括了哪些机制？它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领导中国不断成功的？与美国等典型的总统制国家相比，有什么特色？有什么优势？本书正是提出了这些问题，也力图回答这些问题。这也促使我研究和写作。<br>最令我欣慰的是，我能够有时间、有机会，比较从容地选择这样令人兴奋的自主课题，持续地跟踪，持续地研究，持续地建言，持续地写作，最重要的在其中不断创新公共决策知识，不断推动中国政治制度进步，也在其中享受着因这种进步而带来的政治自觉、政治自信和政治自强。本书就是一部历史记录，尽管时间还不长，但是可以让读者和后来人晓得中国是怎样在创新世界历史上最大也最有效的政治制度，我们不可能是事前诸葛亮，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它的独特的创新力和巨大的生命力以及强大的竞争力。在此，与广大读者分享我的知识和感受。<br><br><br>胡鞍钢 <br>二〇一二年六月于清华园<br><br>

第一章&nbsp;导论：中国政治制度成功的关键<br /><br />一、什么是中国成功之道<br /><br />二、“集体领导制”的提出<br /><br />三、“集体领导制”的特征<br /><br />四、“集体领导制”的分析框架<br /><br />五、“集体领导制”的运行机制<br /><br />第二章&nbsp;中国“集体领导制”的历史演变<br /><br />一、党的集体领导体制的演变(1927―1948)<br /><br />二、执政党集体领导体制建立期(1949―1957)<br /><br />三、集体领导制严重破坏期(1958―1976)<br /><br />四、集体领导制恢复重建期(1977―1991)<br /><br />五、集体领导制巩固完善期(1992―2012)<br /><br />第三章&nbsp;集体分工协作机制<br /><br />一、集体分工协作机制的历史脉络<br /><br />二、集体分工协作机制是如何运作的<br /><br />三、关于集体分工协作机制的评价<br /><br />第四章&nbsp;集体交接班机制<br /><br />一、集体交接班机制的历史脉络<br /><br />二、集体交接班机制是如何运作的<br /><br />三、关于集体交接班机制的评价<br /><br />第五章&nbsp;集体学习机制<br /><br />一、集体学习机制的历史脉络<br /><br />二、集体学习机制是如何运作的<br /><br />三、关于集体学习机制的评价<br /><br />第六章&nbsp;集体调研机制<br /><br />一、集体调研机制的历史脉络<br /><br />二、集体调研机制是如何运作的<br /><br />三、关于集体调研机制的评价<br /><br />第七章&nbsp;集体决策机制<br /><br />一、集体决策机制的历史脉络<br /><br />二、集体决策机制是如何运作的<br /><br />三、关于集体决策机制的评价<br /><br />第八章&nbsp;“集体领导制”的政治优势<br /><br />一、“集体领导制”的历史发展逻辑<br /><br />二、“集体领导制”的制度创新内涵<br /><br />三、“集体领导制”的国际竞争优势<br /><br />四、不断完善“集体领导制”<br /><br />五、结语：稳如泰山、不可战胜的中国<br /><br />附表1&nbsp;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名单(1945～2011)<br /><br />附表2&nbsp;中共十二大至十五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分工情况<br /><br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