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成立于1991年11月1日，是一家以改革发展政策研究为主的公益性研究机构。
　　办院宗旨是“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致力于服务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政策决策。实行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坚持“小机构、大网络”的运作机制。网络型、国际化、独立性的机构特色引起广泛关注。
　　中改院成立以来，以“直谏中国改革”为己任，努力建设中国改革智库，向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交改革政策、立法建议报告150余份，出版改革研究专著250余部，发表论文1600余篇。所提政策建议，有些直接为中央决策所采纳，有些被用作制定政策和法规的重要参考。获得包括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在内的多项奖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为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会全会的精神实质，进一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开发，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本书力邀30余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对全面深化改革予以建言。建言过程既有激辩的思想交锋，又有灿烂的前景描绘；既有观点的正反碰撞，又有方案的具体设计，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和重大关系。阅读此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跃然纸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径更加清晰。

　　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
　　※ 迟福林
　　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 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 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利益失衡的矛盾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 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 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 向人们释放出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全面改革历史性新突破的重要信息。
　　（一）突破利益固化藩篱
　　坚持富民优先，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和重要 经验。35年前，正是因为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藩篱，才使得改革能赢得更 为广泛的社会支持，进而形成改革的社会合力。35年后的今天，改革在取得 历史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利益失衡、利益固化的突出矛盾 和重大挑战，并且利益固化的倾向与趋势日益明显。面对深刻复杂的利益关 系，能不能坚持富民优先的改革导向，大胆稳妥地调整利益关系，尽快扭转 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决定着全面改革的成败。
　　坚持富民优先，就是把老百姓不断享受到的改革红利、发展实惠的基本 原则贯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改革的始终，并作为 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我们说，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改革，重要的是这个不完善的市 场经济体制容易形成利益固化和利益失衡。尽管市场化改革会不可避免地导
　　致利益分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利益主体多元化，但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恰恰可以促进公平竞争，能够形成平等竞争的竞争规则，能够使更多的人 凭借辛勤的劳动、技能的提高向上流动。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 能否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普惠性，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这就需要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效约束权力、监督权力、问责权力，提高 政府公信力；这就需要优化权力结构，使政府从具体的利益中超脱出来，把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基本职责；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发 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 自由。社会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理顺国家、企业、居民之间 的利益关系，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公平的社会环境；就是要在缩小 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新格局上有重要突破，以奠 定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文化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适应人民 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突破文化供给的体制瓶颈，使文化产业能够发展成为 重要的支柱产业，成为城乡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生态体制改革 需要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适应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加快资源 节约和生态友好的相关体制机制建设，推进绿色转型和绿色增长，使全体城 乡居民享受“青山绿水”。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敢于调整 重大利益关系，敢于对包括行业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等既得利益“动 刀子”，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就是要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努力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就是要保障和改 善民生，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解决好新阶段的民生需求，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
　　（二）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35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政府与市场关系牵动、影响改革全局。政府与市场 关系处理得好，不仅能够保证经济健康发展，还能够带来社会和谐和政治清 明。相反，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不好，会给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带 来多方面的困难。当前我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在于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和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这就给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在经
　　济生活领域，是坚持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还是实行政府主导下市场的 有限作用？毫无疑问，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性作用，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以市场化改革为最大红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是通过竞争 性的市场体系来实现的。这就需要：第一，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深化 价格改革。尽快推进成品油、天然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完善煤电 价格联动机制，全面实行水电气梯级价格制度；建立完善的碳源-碳汇监测与 调控机制，逐步扩大碳交易范围，适时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体制，全面开 展排污权交易；建立城乡统一的、同权同价的土地交易市场，使土地价格真 实反映市场的供求信息，减少土地价格对投资的错误引导。第二，以利率汇 率的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 放开存款利率，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获得和使用金融资源。在防范金融风 险的前提下，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第三，以推 进垄断行业改革为重点扩大社会资本投资。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拓 展民间资本投资空间。在铁路、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竞 争性环节对民间资本全面放开，自然垄断的环节吸纳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尽 快开征垄断利润调节税。第四，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把公益性作为国有资本配置战略性调整的基本要求，充分 有效地发挥国有资本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重大作用。
　　把推进政府转型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在政府转型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 下，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十分困难的，推进市场化改革也 会步履艰难。政府职能重心如果继续放在做大总量、扩大投资上，改变投资 主导就很难有实质性突破；如果不改变地方政府GDP竞赛的格局，就很难走 出产能过剩、土地财政、债务风险等治理困局；如果不改变政府自身利益倾 向，“有形之手”就会产生干预资源配置的内在冲动。这就要以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为重点加大政府放权力度，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 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释放市场活力。与35年前不同的是，当前推进政府转 型，关键在于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增长模式及相关的体制机制。以经济总量为导向、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干部考核为约束激励机制、以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间竞争为突出特点的体制机制不改变，经济转型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这就需要以公共服务为导向改革财税制度和干部考核制度。在理顺中央和地 方职责的前提下，促进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力相匹配；在干部绩效考核上， 改变“以GDP论英雄”，切实把公共服务实现度和群众满意度作为干部评 价、考核、奖励和问责的重要标准。
　　（三）深化全面开放
　　从35年改革开放的历程看，以开放倒逼改革是一条基本经验。从现实情 况看，新阶段开放倒逼改革不仅远未结束，反而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呈 现许多新的突出特点。例如：在外部市场的萎缩将是中长期、并且贸易保 护主义再度抬头的背景下，需要改变投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适应我国对 外开放的新形势，要把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作为我国推进区域合作的重大战 略；按照增长转型的现实需求，要由过去以制造业开放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业 开放为主。不久前，在上海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施行区内投资贸易便利、 货币自由兑换、服务业开放等贸易自由化政策，就是要通过区域内全面的制 度创新为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路子。
　　以服务业开放带动全面开放。例如，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 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在教育、医疗、文化 等行业扩大开放试点的同时，调整服务业用地政策，创新服务业政策体系。 加快实施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多哈回合受阻、发达国家急于经济 复苏的背景下，推进自由贸易区谈判已成为许多国家的现实选择。以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为重点，实现与东盟自由贸易的升 级。以推动设立中日韩、中韩自由贸易区为重点，在亚洲一体化中扮演重要 角色，并争取与亚太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加强与 新兴经济体的全面合作。以金砖国家为重点，拓展与新兴经济体在双边贸 易、能源、清洁能源经济、IT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充分利用新兴经 济体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重构，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与世界经济秩序 重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四）推进依法治国
　　无论是深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还是 推进新的全面开放，都迫切需要法律化、制度化的保障，都迫切需要建设法 治政府，都迫切需要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加快 法治建设，以法治精神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加快形成现代市场经济的立法保障。现代经济是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 济。缺乏法治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不公平，也不可持续。适应形势变 化，通过立法规范改革程序，不仅可以有效保障市场公平，还可以有效防止 改革的扭曲。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看，相关法律的制定与实 施仍然滞后。需要通过加快立法，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保 障不同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加强以保障公平正义为重点的法治环境建设。现代社会的本质是法治社 会，法治社会的本质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实践表明，良好的法治环境 是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公平正义越来越成 为全社会的基本需求。适应这个变化，重在保障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建设。 以司法公开为重点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程序，确保法院独立、公 正司法有新的突破。通过形成保障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治环 境，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法治保障。
　　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加强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走向善治的根本举 措。只有依法行政，才能真正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形成有 效的公共治理。未来5—8年，需要加强包括财政、税收、政府购买、公共资源 配置等多方面的立法进程，努力实现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重要目标。 中国梦是13亿中国人走向共同富裕的梦。过去35年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 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处在历史新起点的全面改革，将使一 个13亿人的大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其意义不亚于过去35 年的改革。我们有责任为推动这场深伟大的改革，主动担当，敢于作为，
　　勇于奉献。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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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

迟福林 / 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　

吴敬琏 / 推进改革对中国性命攸关　

吴敬琏 / 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　

张卓元 / 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巴曙松等 / 中国经济减速的性质与政策选项　

张占斌 / 新市场经济体制与下一个十年——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张立群 / 加快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二、 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高尚全 / 营造公平市场环境的关键仍是改革　

常修泽 / “天”“地”“人”产权论——当代人的发展多维产权探讨　

王小广 / 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仍然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三、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能和效率

迟福林 / 尽快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　

汪玉凯 / 大部制改革应如何推进　

竹立家 / “大部制”与政府机构改革　

四、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刘尚希 / 经济体制改革应当转换视角　

曹远征 / 体制改革是未来经济政策重心　

贾　康 / 财税政策调控与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　

许小年 / 金融改革的启动路径　

五、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陈锡文 / 城镇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　

韩　俊 / 农村改革关键 　

王一鸣 / 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迟福林 / 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　

宋洪远等/ 我国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面临 的挑战与选择　

党国英 / 提高城镇化质量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六、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

刘尚希 / 共同富裕：深化经济社会改革的方向　

苏海南 / 收入分配改革要避免“四割裂”、“四对立”　

王小鲁 / 改善收入分配要靠制度改革　

杨宜勇等 /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重点　

七、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汪玉凯 / 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范恒山 /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制度的若干思考　

宋晓梧 / 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聂高民 /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附录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