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中我们考察了行为主义代表学者的理论脉络，在这里我们需要加入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即制度环境是如何影响学术研究的。如前，首要因素是两极对立的国际环境对国内政治学的决定性影响，即政治学必须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服务。这一点不需要过多论述。
其次，美国学者雷迅马认为，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界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纯科学的研究，是因为当时联邦基金经费大多投向自然科学领域，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就应该效法硬式科学”，以便获取资源，“当然，许多社会思想家之所以为更‘科学’的辞藻和规划所吸引，是出于本人就其学科应该如何促进知识进步所持的看法。然而，制度环境自然是要对这种趋势推波助澜的。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有些社会科学家紧盯着研究经费和学术地位，一心想挤进冷战事业所相关的行列当中，他们也转而宣称严格的客观性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
再次，在冷战时期，尤其是麦卡锡年代，这种做法还有额外的好处。“受国家科学基金雇佣的一位社会学家哈里·艾尔波特建议他的同事要划清与社会改革运动和福利活动之间的界限，特别是别让自己听上去和社会主义有什么瓜葛。宣称有严格的客观性，是为了避免被指控为含有颠覆性的内容，也是为了增加一点知识进步的感觉。社会科学家都要清楚地表明，他们在冷战斗争中站在正确的一方，而且他们能够帮助美国取得胜利。”
政治科学从来都是与时代发展和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这点在杜鲁门和阿尔蒙德的就职演说中可见一斑。两位行为主义的领军人物都对美国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局势表示关切：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全世界的左倾潮流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后殖民化时代的新兴国家的发展，这个时代背景是行为主义产生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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